《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正版、盗版很多，版本多达二十多种。

《盛世危言》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其内容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郑观应自隐居澳门后，致力扩编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结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其后，郑观应按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一再增补内容。

因应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形势，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于光绪二十六年编成，该著作被重印20余次，乃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

《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

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就是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他希望在十九世纪末期，以一种新制度文明给国民铸就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失败，在尝试中逐渐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与郑观应所描绘的有很大不同，然而，一以贯之的是对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评价《盛世危言》：“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

除清朝社会外，《盛世危言》这部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

《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著作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灵魂，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

1936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军事负责人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几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