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来不会屈服，就在举国对甲午惨败震惊、迷茫的时候，李丕森得到了友人赠送的一部书，这是一部五卷本的、最新刊行的书籍，名字就叫《盛世危言》。

李丕森手不释卷的看过一遍之后，重读之前，他让吴佩孚等四个学生一同手抄其余四卷，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人手一部，今后、这就是他们的主教材之一了。

书中有很多吴佩孚他们都没有接触过的新思想、新论述、新事物，等于给吴佩孚他们打开了一个看世界的天窗，最为难得的是，《盛世危言》不仅把当前时局的症结指了出来，还对每个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阐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先生编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论文集。

郑观应（1842年～1921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

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盛世危言》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当时对于甲午战败以后举国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无异于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

在经济上，郑观应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

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

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