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韩军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对岸工事里，我压不住自己的高兴，回头问突击连长：“这回怎么样？”马德山紧锁着眉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闭不住嘴地说：“营长，黄牛走过的路，我们也能走过去，没问题，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夜来了，本来该是休息的时间，但谁也没睡觉。敌人的机枪不时地向江面扫射。战士们紧张又小心地挖着待蔽工事，指挥员们在机警地巡视各处。雪失去了寒意。

第二天，趁着清晨大雾，突击排试探了突击通路的江冰，报告说江冰很结实。我带着连长们，去检查前沿待蔽情况。冷风刺痛着脸，到处没有一点儿动静。偶尔有战士问我：“营长，几点钟了？”“几点天黑呀？”“几点开始呀？”虽然都是小声，但我听出他们是如何紧张兴奋，多么焦急地等待着啊!

接近江面，一个副班长正担任着监视哨，他趴在地上，为了缩小目标，机枪也斜放着，翻过来的军大衣，蒙在身上，上边盖了一层雪，任务需要他在这里一动不动地趴一天。我问了他好，并嘱咐他千万不能暴露目标，他干脆地回答：“放心吧，营长!为了突破三八线，就是负了伤，死，我也不会动一动的。”我相信他会做到的，因为这是战士出自内心的诺言。

在和平环境里，这样干谁也会感到痛苦的，但现在，严寒与致命的危害都失去了它的威力。不管时间多长，没有人动一动，每一个人都深刻理解任务的意义和光荣。

白天过得很平静。周围是一片白雪，看不见一个人活动。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八尺多高的棱坎，敌人上下布着三道铁丝网，再往后是密集的地堡群、重机枪工事和单人掩体，交通壕连贯着各处。地堡群后边不远的掩蔽部里在冒着细细的青烟——敌人在干什么呢!是杀了牛过年吧？也许你能饱吃一顿牛肉，可是你却给我们当了引路向导，我要让你用重大的代价来补偿老乡的损失。

突然对岸传来一阵激烈的排炮声，我的心猛然一热，“暴露了吗？”我赶紧向突击连打电话。“没有，敌人瞎打!”连长向我报告说。紧接着我也在电话里回答了团长的询问。本来敌人盲目打一阵壮胆炮，这是经常的事，但在这个时候，一声普通的枪响，就是久经战斗的人也会引起极大的注意。

十六点，团长的电话：“十六点五十分，我们炮火准备，你们准备动作吧!”我马上传达给各连。

渴望已久的时刻来了。第一次排炮的轰鸣，震开了人们的心花，对岸突破口立即为火烟所笼罩了。我们的后边该有多少门炮在吼叫啊!不，左边、右边简直到处都在“轰隆”，天地震动了。十五分钟后，突击队开始了突击，烟尘里的江南岸，枪弹声响成一片。十八岁的通信员萧和兴奋地叫我：“营长，这个年过得多热闹啊!”

十三分钟后，我营已顺着黄牛走过的道路全部冲到南岸。敌人迅速溃退，枪声在四下里激烈地响着，突击连已攻上了敌人主阵地的山头。敌人吹嘘的“铜墙铁壁”，被我们突破了!

我到了敌人江沿上的掩蔽部里，一个汽炉子上正呼呼地炖着牛肉，白兰地酒已揭开了盖，一根烟卷在地下还冒着烟。一切都很平静，只有杜鲁门和李承晚的挂像倒霉，被战士用刺刀戳破踩在地上。一个押着俘虏的战士，一边走一边说：“嘿!敌人的年过得可不错呀!”

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成吨的红热的铜块，朝对岸一个劲地猛砸，那叫人兴奋的轰隆声，像是多少面大鼓一齐擂，敌人的机枪射击声跟它一比，简直小得像蚊子哼哼似的。

我们每个人扛着一根一丈多长的扫雷杆，顺着交通沟猛往前跑。突击队的同志们早就憋不住劲儿了，一边整理着装具和武器，一边眺望着对岸的火光，看见我们来了就嚷：

“快躲开道，开路先锋来了!”大家伙纷纷给我们让路。有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拍打着我的肩膀说：

“老伙计，扫得干干净净的，江那边我们全包啦!”

我们顾不得回答他，一口气跑下山坡。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密密麻麻地迎头朝我们扑来，我几乎是从红绿曳光弹的缝里，穿过七八十公尺的开阔地，跑到洼地上伏下身来。

（营长张庆昌文化中国—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