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了解到，刘汝明的“汉奸”嫌疑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的二儿子刘铁钧的岳父潘伯豪，是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的，曾任南京骑兵学校教育长，后因故被撤职，到刘部当顾问；又有张岚峰是日本炮校毕业的，在刘部任参议。这二人在抗战后均当了伪军。还有，在张家口作战时，南京认为刘有过南口作战的经验，令其守南口，而刘却因官兵眷属及财产等部在张家口而拒绝，后由汤恩伯去驻守南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刘便有了“汉奸”之嫌。在抗战中，其子刘铁钧与潘伯豪的女儿离了婚，并在战场上和大哥刘铁山背着高射机枪，奔跑着打日本飞机。后来刘铁山到美国去学空军，回国后在昆明机场服务中殉职。与刘从无私人函电来往的何应钦曾来电安慰，并对多人说过：“高级将领只有两人送子弟学空军，刘汝明其一也。”

1938年7月中旬，刘部奉命列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进驻湖北省广济县，担任长江北岸自小池口、红庙以西至大佛宦之线的守备。自7月中旬至8月20日，敌我相峙，屡进屡退。日军以陆海空联合作战，当面之敌为日冈村宁次所指挥的第六师团，配有日本空军司令及川古好敏率领的3个飞行团和日海军司令及川古志所率领的第三舰队。白天，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但刘汝明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而镇定自若。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小草屋里正看作战地图，日军飞机飞临上空，我再三对他说躲避一下，他都说不要紧，直至日机飞到头顶上，他仍不去躲避，对我说：“日机来，未必轰炸我们这个地方；即是轰炸这个地方，未必是炸这所小房子；炸了我们这房子，未必炸中你我二人。”终未离开。与我同来的王恰民，一听飞机响就腿软，后来回后方去了。

在广济期间，刘部军纪不大好，官兵的眷属随军南下，衣物细软等拖泥带水，在北方有火车、马车或卡车运送，到了湖北江边是湖沼地带，只能手拉肩挑，整个军队乱哄哄的。官兵系北方人，不知蚊虫厉害，没有备蚊帐，适逢夏秋间，湖沼地带蚊声如雷，咬人甚烈，大批官兵得了疟疾，医药又奇缺，以致病死者达数千人。与日军作战阵亡者也没有这么多。然而刘汝明部在此地一直坚持到8月20日，才奉命撤退。日军第六师团伤亡亦大，据说先后补充兵员数次。

8月20日撤退那天，约在中午12时许，日军的枪声突然在我的住房附近响起。我电话问刘，他大骂友军（八十四军）不遵守命令，本应在下午5时撤退却在上午10时就撤走了。他当即亲自率警卫部队占领一个小山头抵抗，同时命令副官处长陈凤鸣说：“我们800个伤兵，若有一个未运走者，杀你的头！”与此同时，我先行撤退，走了约20里地过了松阳桥后，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告知刘部情况。两个小时后，蒋即复电问刘的下落。不久刘汝明到了这里，我将蒋电示之，刘颇感激蒋的关切。以后刘部奉调浠水，后转黄陂县休整。

10月25日，武汉弃守，刘部奉命撤往鄂西北，并以一部急赴应山。其实应山早已失陷，日军已超越兖花公路了。刘汝明令**旅阎尚元开往应山，刚到应山城附近，阎即为日军迫击炮击伤腿部，沿兖花公路撤退之第五战区各军百多门大炮被日军掳去。

日军虽然越过了兖花公路，但无力控制这条公路。我和刘汝明率手枪队及电台人员乘卡车沿这条公路向鄂西行驶。当我们宿营于马坪镇（安陆县境内）时，撤退的零星小部队都说：“这里有六十八军军长在，就是有一个军在这里。不要怕，慢慢地走吧。”其实只有上述那些人。刘汝明要在此地等候自己的后续部队都到达以后才离开。西北军所谓子弟兵，是上下不相离的。

不久，六十八军奉令调河南省泌阳县，负责确山，明港、桐柏、泌阳160里之防线，与信阳方面的日军对峙。是冬，何应钦参谋**到樊城，召集第五战区军长以上会议。未几，蒋介石到西安又召集第五战区及第一战区军长以上会议。刘在参加会议回防后有声有色地对我说：“委员长一到讲台上，把帽子一放下就说：‘我是不想来的，但是这次江北撤退，第五战区失掉了百多门大炮，应由谁人来负责？李副长官（品仙）你报告，若报告错了，我知道的。’李品仙的报告是从奉令撤退讲起的。蒋说：‘不要那么长，只说在兖花公路上撤退的情形。’李说：‘当时我要子亮（刘汝明）派一部去占领应山，掩护我在兖花公路上的撤退。后来应山失守，子亮兄没有告诉我。’蒋说：行了，不要往下说了。’于是会场空气紧张起来，大家看着我，张自忠等人暗地递纸条给我，要我请求申辩。我未动。散会后，蒋即召我去谈活。一见面，蒋说：‘很好很好，你在应山打得不错，旅长受伤了。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就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我一听蒋先生说‘报告错了，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知道你的电报蒋已看到了。”原来日军之所以能那样快地占领应山，是因为在平靖关（应山以北）的作战部队（两个师）提前撤走，日军不战而通过平靖关南下应山。这一情况刘当时曾让我电告蒋，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责备刘。

1939年春，信阳日军以—个旅团北犯我明港阵地，工事全被日军炮火击毁。一一九旅退据明港西北地区。重庆军委会电令确保距明港90里的确山，刘没有死守命令，而是抽调驻防桐柏地区的两个旅迅速向明港以南挺进，切断敌军后路，令一一九旅向明港之敌反攻，令军部控制之预备队独立二十七旅星夜由泌阳的曾沟向铁道线挺进，腰击由明港向确山进犯之敌。翌早，日军飞快回窜，我军仅截击其少数后尾部队，俘虏日军两名，明港阵地收复。后来白崇禧、何应钦在军事汇报中说，这8个月中第五战区没什么重大军情，只有六十八军刘汝明大胆抽凋兵力，集中使用，击破日军在攻占明港后向确山进犯之企图，恢复了明港。另有庞炳勋部在开封地区也有一次主动作战等等。

1940年春，由信阳出发的一路日军（另一路由开封中牟地区出发）向六十八军当面猛烈进攻，气势颇凶，六十八军在泌阳王店等处稍事抵抗后即向王店西北地区撤退，日军进占南阳。当时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和我均主张军队集结到铁道以东地区，那里没有日军。但刘决定集结到西北地区，以钳制南阳之敌。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知道后，在洛阳对石敬亭（任军风纪视察团主任）说：”刘军长有二三万人之众，驻在泌阳西北地区，控制了叶县南阳之间地带，日军必不能久据南阳。”并以此意电慰刘。刘遂对我们说：“郭寄峤这句话表现是一个内行。”后来南阳之敌果然迅速撤走，并处处遭到刘部袭击，损失不少。刘对我说：“我8个团都打上仗了，若往东撤。就打不上了。”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山沟中，有40余名日军骑兵被歼灭。此后，刘汝明部曾由泌阳地区向罗山挺进，策应在大别山的第二十—集团军作战，击退从信阳来犯之日军，受到重庆军委会嘉奖。这时我已任六十八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1943年春，刘汝明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移驻南阳城外12里的相国寺。六十八军军长职由其弟、暂三十六师师长刘汝珍升充，原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调任暂三十六师师长。第二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五十五军（曹福林）和六十八军。五十五军重点守备唐河地区，六十八军部署在南阳地区。

1945年春，日军大举进攻老河口（第五战区驻地）及南阳两大军事重镇。进攻南阳之敌分3路来犯，一路攻击暂三十六师守备的南召之线，三十六师崔贡琛部进行了坚决抵抗，但作战失利，退向淅川地区；一路日军进攻驻唐河地区的五十五军，该军经过一定的抵抗后，向西南撤退至孟家楼，利用有利地形，又与日军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第三路日军攻击的重点是南阳，集中炮火轰击南阳城内外工事。城外诸葛庵及玄庙观的两个据点各驻一个连，除一排长幸存外，其余全数阵亡。负责南阳守备的一四三师师长黄樵松率部在城内坚守了一个星期之久（该师为刘汝明的基本部队，最为有力者）。由于孤军守城，刘汝明断然下令该师撤退，并令所辖两个军全部向鄂西的均县、郧县集结，守备川鄂边区。南阳遂告陷落。

南阳是军事重镇，原在此地配属了**炮兵十六团，团长姓刘，另配有援华抗日的美国空军。由于从未有联合演习过，在此次作战中美国空军飞机将炮十六团给轰炸了，致使官兵慌乱一团，大骂美国空军。日军乘机掳去我大炮23门。对于这次失败。陈诚大怒，声言要枪毙炮团刘团长。刘汝明得知，即电陈诚说，该团失去了23门大炮，应由我负责，因为这是我指挥的。后来陈诚给刘团长以撤职处分。刘汝明一向对部下肯负责，所以能得部属之心，我亦因此愿为其效命。

参加内战

抗战结束后，刘奉命由鄂西移驻河南许昌，接受日军一个旅的投降。随后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番号取消，改为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刘为司令官，移驻开封，奉命整编。刘最不耐烦“整编”二字，曾慨然谈及冯玉祥当年成败得失之旧事说：“西北军本是铁的团体，后来冯先生听石敬亭参谋长的话，以为诸老将领如韩复榘、石友三等功多权大跋扈，宜稍事抑制，以后遂提拔一些新进，如梁冠英、吉鸿昌等。结果离心离德。”这次整编，六十八军及五十五军均整编为师（内战开始后又改为军），原来辖的3个师分别整编为两个旅。还有一些其它部队如：原孙桐萓部两个师整编为八十一旅，归六十八师；原石友三旧部五十九军整编为一八一旅，归属于五十五师；其他原西北军的零星部队及张岚峰的伪保安总队编为两个旅，也归刘部统辖。这是蒋刘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