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一：我与刘汝明将军共事十年

抗战初期，我任第九战区上校作战参谋，1939年被派赴刘汝明部任职，直至1949年刘渡海去台湾。

其间我曾先后担任六十八军少将副参谋长、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第八兵团副参谋长等职，与刘汝明共事十年，并深得其器重。刘部的重要军事行动我多所参与，平时朝夕相处，闲谈所至，对其生平亦有所闻。现就记忆所及，将我们共处所经历的事情叙述如兹。但因年代久远，恐难以周详，谨此说明。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多是他平时向我谈起的，也有些是从别人处听到的。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去天津当铺学徒，后来不甘受东家的欺压愤而离开，投效冯玉祥部队。冯玉祥初见他说：“你个儿太低，不合标准。”刘却说：“我才16岁，就不长了么？”冯玉祥见他口齿伶俐，就留他做自己的随从。刘汝明对冯玉祥十分忠实，冯对刘亦很重用，屡屡提拔，由班、排长直至师长。冯玉祥部下主要骨干有“十三太保”之称，即韩复榘、鹿钟麟、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等人。冯玉祥当年曾对他们说：“今天我为你们13人主盟，将来你们就是13个督军。”后来韩、石等人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先后投蒋，而刘汝明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之下却不为所动，直到抗战爆发，冯玉祥失却兵权，蒋介石统领全国军队，刘才受蒋令作战。

1926年，刘汝明由旅长升任师长，4月中旬至8月中旬，刘率部孤军守南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阵地防御战的奇迹。1926年春，冯玉祥在直奉军阀及阎锡山的逼迫之下通电下野，去苏联求援，所部国民军由张之江代理指挥。4月中旬，原驻北京的刘汝明奉命撤往南口阵地，与奉系及直鲁联军作战。南门阵地工事依山凭险而筑，是国民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之下修建的，十分坚固。当时国民军补给很困难，枪枝弹药缺乏，而直奉军装备优良，不仅有飞机大炮，兵力也是国民军的数倍。刘汝明在南口正面阵地，承受了直鲁军及奉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和多次进攻，伤亡惨重。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骑兵旅长马玉田对刘当面报告说：“我的骑兵旅损失完了，没有一个人了!”刘生气地指着马说：“你不是一个人么？”说着向前走了几步。恰在此时，一发炮弹正打中他原来坐的地方，刘幸免于难。类似的事还有。他曾津津有味地和我闲谈过以前作战的事：“当年冯玉样与护国军作战（后冯加入护国军），我是连长。我带连队去夺取一个高地。有个排长畏缩不前，我叫他回来，自己带人冲上去。谁知对方炮弹恰巧打在这个排长所在的山凹里，排长被打死了，原来我就是在山凹里蹲着呢!”刘汝明部队在南口坚持到8月中旬，终于奉命撤退，原来的1万多人只剩下1000来人了。刘部在南口坚持了4个月，牵制了直奉军阀的大量军队，客观上帮助了北伐军在南方的作战。

刘部撤到西北后不久，冯玉祥自苏联回国。9月17日，冯率旧部在五原誓师北伐，西北军对其拥戴如故，热烈响应。未几冯部迅速到达下凉重镇，又向西安进军。当时属于北洋军阀的刘镇华部，号称l0万之众，包围西安城数月。城内守军是杨虎城将军及李虎臣的部队，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陕军系统。由于长期围困，城内缺食，至有易子而食的惨闻。刘汝明自告奋勇，轻装疾进，很快地到达了西安南侧地区刘镇华军之侧背，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袭击，刘镇华部措手不及，仓皇溃走，其弟刘茂恩（任团长）被俘。刘汝明解西安之围受到了西安军民的感激和赞扬。

西安之围解除后，冯玉祥即初步统一了陕西省。1927年春，冯部编为10路大军向河南进发，并于6月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1928年l0月，冯玉祥赴南京任军政部长，带刘汝明同去，刘任军政部参议。当冯将刘介绍给蒋介石时，蒋即说：“这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很好，很好，年青有为……”

1930年，中原大战时，刘任冯军第五路总指挥。当他进展到湖北均县及郧县时，武汉大为震动。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正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作战，鄂西空虚，蒋遂派员乘飞机送50万银行支票给刘。刘拒绝了，但对来人说：“我知道这个意思了。”（这是在刘部长期任军需官的郭少峰讲的）

阎、冯失败后，西北军残部撤退到山西境内，刘汝明亦由鄂西地区北撤。当他到达孟津县北黄河渡口的时候，见特务师长魏凤楼也到达这里，但魏的态度有所犹豫，刘即对他说：“你是冯玉祥先生最亲信的人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拉着魏凤楼一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不久，西北军被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后任一四三师师长，驻察哈尔。

1933年，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其大刀队名闻遐迩。砍杀日军数千人，令日军闻风丧胆。在日本人的《军令手册》上曾写道：这是（指长城抗战）日军之耻辱，是为教训。当时刘汝明部在长城的罗文峪口参战，在日军大炮轰击下潜伏着，直俟日军进到极近的时候，才突然跃起，与日军白刃相交，杀得日军猝不及防。刘部旅长李曾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伤好后走路跛了，被人称为“李跛子”。另一旅长李金田也受了伤。在抗战时期，有一天我与刘正站在一起时，李曾志和李金田来了。我对李曾志微笑着，刘以为我在讥笑李，正色对我说：“你看他跛了，那是他在长城抗战中被日军打跛的。”又指着李金田说：“他也受伤了，不过是轻伤。”我说：“我是知道的，正因为他一步一跛，但是精神抖擞，威风不减，我才笑的。”

率部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汝明在张家口、汤恩伯在南口与日军作战。但当时报纸及一般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他这个汉奸阴影，一直到他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的时候。那时他已升任六十八军军长。我当时是陈诚的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上校作战参谋，受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派遣，赴刘部做联络工作，还有一个军委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王恰民及军统局的电台组同往。陈诚面告我“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联系”，也就是说防止刘当汉奸。另外，由于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电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部军纪极坏，派我们去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曾经在宋哲元手下做事，1928年宋兼陕西省党部**长时，我在该省党部训练部任秘书，1936年间。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宣传处任上校课长，与刘汝明相识，正因为这种关系，才派我去刘部。

我到达湖北广济县刘的军部，刘一见我就大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刘田）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刘田团长确实是我的同乡，离我家仅20多里地。张家口作战时，他捆好9颗手榴弹去炸日军坦克，英勇阵亡。我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发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给他3万银元，他全部赏给士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