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舒焕告诉高氏，如果将家中的地和房子都卖了，就举家搬到宜昌城里去。用在老家卖房卖地的钱，在城里或买或租个小屋子，他再介绍大哥、三弟、四弟去做工。这样也能维持一家的生计。

搬到了城里，他们就不是地主，就不是专政对象了。

不得不说，当时丰舒焕的这个建议是相当高瞻远瞩的。

可是高氏可听不进这些，她就不信了，新中国难道还不讲道理，不让他们丰家的人活了？

丰舒焕的这个意见是把高氏气得直拍桌子，说他是个败家子。

高氏情绪激动地指着丰家的祖宅教训几个儿子道：“这丰家的祖宅传到你们这里已经是第七代了，难道就在我手里给败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将来死了还有什么脸面见你们丰家的列祖列宗？”

高氏是这个态度，老大、老三和老四都觉得母亲的话有理，也认为**的小道消息有点儿不靠谱，这事就只好作罢。

**丰舒焕虽然大过年的挨了母亲的骂，心情极不畅快，但在临回城之前，还是私下找老三商量，让他跟他去城里。

丰舒焕是担心老三这当过国民党的兵的身份。对于二哥的这个担心，丰舒彩颇有些不以为然。

春节后不久，高氏终于是将备好的聘礼送到了王家。王家见了这么多好东西，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高氏与王家商定，婚事就定在来年开春之后举行。一年的时间，足够丰家筹办一场风光的婚礼了。

可是形势很快就朝着**丰舒焕预料的那样发展了。

1950年上半年，开始了巩固基层政权、减租退押等运动。原有的保甲制度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组、农协组等基层组织。

因为丰家所在的地区是长时间的国统区，在建国初期为了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上级对当地的农村基层建设相当重视，派驻了多名干部。

到了6月份，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就展开了。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消灭地主阶级，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各家各户进行户口登记，并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少分地，甚至不分地，贫下中农可以多分地。

高氏与几个儿子一合计，为了在接下来的土改运动中能多分回一些地，赶紧分家。

只要分了家，顶多高氏被定为地主分不着地，几个儿子可以定为中农，还是可以分地的。

时间不等人，高氏立即让老三丰舒彩去宜昌城，将**丰舒焕一家叫回来分家。

在丰舒焕回家之前，高氏还亲自去农协组咨询政策。但她被告之，分家可以，但至少要有一个儿子跟她在一起，不能她一个盲眼老太婆是独自一家。

丰家的分家会除了高氏与四个儿子，还请了村里两个年长有威望的人当证人。

至于让哪个儿子跟她在一起，高氏还真有点儿为难。

从最有利的角度，当然是和老四丰舒培在一起，三个大一些的儿子分出去。

因为大儿子、二儿子都已成家，人口多就能分地分房多。三儿子也马上就要成家了，也是这个道理。

按照丰家这些年的传统，也是大一些的儿子都出去，最小的儿子在家继承祖业。

但在农村也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当爹妈的最疼幺儿子。如果让小儿子跟她在一起，那么就意味着，她最疼的这个幺儿子将来可能要跟她一起吃苦。

另外，虽然丰家这几代以来都有小儿子继承祖业的传统。但在当地，大儿子继承祖业似乎又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正因为高氏左右为难，这分家会上的气氛就显得格外尴尬。

打破这尴尬气氛的是丰舒彩。他突然开口说道：“妈就跟着我吧！大哥、二哥都是拖家带口的了，妈跟着你们不合适。至于四弟嘛，还很年轻。也就我最合适。”

丰舒彩的这个表态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氏本想说点儿什么，真要想开口时，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都是他的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似乎她又是最不该开口发言的那个人。

老大丰舒耀正欲开口，丰舒彩立即阻止了。他用不容置喙的口气说道：“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还请两位叔叔帮我们写个分家协议出来。”说着，他看向了那两名母亲请来的证人。

分家协议很快拟定好了，一式四份。四兄弟和证人都签了字、按了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