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峰洁”的东洋藩士看了，点点头又写：“大概有几人？”

铨写着：“难细言，约十万余人。”

“此十万人，所食米盐皆买于上海市乎？”

“然矣。”

“费价日当腾涌矣。”

“一石米价常日三四千钱，今则九千钱矣。”

“米百斤须钱九贯文，咦！相当于日本钱二十七贯文呀。”峰洁叹息着又写道：“钱尽将如何？”

“无可如何。”

“官府亦无可如何乎”

“官府难办。”

马铨转头，见贺公子和罗继麟几人相貌有异，似乎是南洋人打扮，忙拱手见礼，藩士也自我介绍。正是“千岁丸”上下来的藩士。

贺公子一面支应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注定要在未来的百多年间结下的血海深仇，今天开始萌芽。面子上也不能没来由的就阴沉下来，堆上笑脸，客气客气。

藩士峰洁哪知道这些，还接着问饥荒的问题，与旁边一位叫作顾麟士人探讨：“所见满江难民约不下十万，不出数十日而食将尽矣，将如之何？”

“此间海口甚便，有牛庄籼，西洋商载来。江北仙女庙产籼米甚多，商人陆续筹办，欠米之可以无虑。”

“幸有此一事，稍放心矣。”

顾麟说道：“闻贵国米颇佳，何不贩到此乎？”

藩士有些无奈：“此大禁也，若一开之，口商相争贩出矣，则初中米价腾涌，小户贫民将饿死矣。”

在上海，当地人和逃难来的十余万难民一起消耗粮食很多，好在上海水路运输方便，运来的粮食不会穷尽。可是米价天天暴涨，难民们买不起，成了叫化子也没有人给，最后只能饿死。其他地区也为躲贼乱，而那个地方粮食少，运输又不方便的话，即使储有黄金，迫于饥—渴，饿死的人会比上海还要多。清朝当今的衰败实在可叹。

日本米质好，已为上海人所知，但日本的国策是大米不出口，以防日本国内米价升腾，引起饥荒。饥饿、露宿，加之天行疾疫，何其盛广，难民陷于绝境，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这一年内死亡者已不下百万了。今天，雇来的几个人，都似饿鬼一样，瘦得皮包骨。

郑老大见贺公子对这几位东洋人感兴趣，觉得必有缘由，就请县令马铨和各位藩士在不远处一茶馆小坐，几个人欣然答应，小老板见来了不少“洋人”，忙殷勤接待。

大家落座，一个叫高杉的藩士与马铨笔谈：“请问，宋朱文公所说格物穷理，与西洋人之所说穷者异否？”

贺公子心里暗惊，这位就是高杉晋作？记得后世的资料里记载，其老师吉田松阴，堪称儒学大师，吉田松阴师从阳明学家、洋学家佐久间象山。所以高杉晋作还算个年轻的阳明学者。

“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钩深。至西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埃。此论虽僻，鄙见如此，请教。”

高杉：“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功夫，外以至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言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树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功夫不至也。故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以这一句话足见高杉晋作之才识！这一次对话其实也可以看做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对话的代表。高杉晋作可以代表大多数武士们的思想，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而儒生们的保守的儒学至上论也很有代表性。仅以此就可以看见当时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巨大差异。

“这帮来沪藩士们汉学功底不弱呀，与在座的士绅儒生诗文唱和，丝毫感觉不出任何文化的差异。”贺公子暗自赞叹。

西学对于藩士们来说，也是一门冲突的学问，如高杉晋作等人，对于西方其实抱有十分复杂纠结的态度：一方面以西方为老师，一方面以西方为敌人。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天下之本源，浅而约之，则诚正，推而致之则治平，道贯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炮术等事不过格物之一端，圣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已用兵，戢暴，之所以全仁了。然否？”

贺公子心里觉得憋闷，长出一口气，还是堵得难受。自己何尝不是呢？圣人不仁，天下为刍狗，自己中兴兰芳，兴兵海外，为的什么呢？不以诚心谋图天下否？

幕末已经是“洋学”大为兴盛的时代。其实比洋学更早的是“兰学”。在中国处于乾嘉年间的时候，日本已经涌现出了渡边华山、山片蟠桃、杉田空白、司马江汉等知名的兰学家。兰学的影响力早早走出幕府或是藩政府，在民间扩散。

兰学家的见识，可叹可敬，“腐儒庸医从中国之书，以其国为中土。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置焉，何国为中土？中国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