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岁丸”进港一刻，藩士们就发现上海是一座“对外国人不设防”的城市，这令藩士们大为惊讶。随后藩士们则屡次看到，上海的防务多由英法联军承担，而上海的司法行政—权也落入外国人之手。这一情况对藩士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攘夷”波涛汹涌之时刻。出于“尊王攘夷”的思想，日本人可谓对西洋人恨之入骨，生麦事件、休斯肯事件等等都可以说明问题。打着“天诛”旗号的武士们以驱赶外国人为己务，此番来到上海的高杉晋作回国后就曾火烧英国使馆。在面临列强侵略的日本，藩士们奋起反抗侵略，甚至主动挑起与列强的战争。因此日本人来到中国之后，对于同样遭受侵略的中国在西洋人面前的忍气吞声就十分不解。

中牟田之助感慨道：“上海城门为西洋人把守，自国人却不能自由出入，这固然是贼乱所致，但何以让西洋人如此势盛。我可怜唐人。支—那的衰微可见也！”

因为他们停泊的地点是法租界的荷兰**点耶洋行处，入宿附近一家由中国人张叙秀经营的洋式宏记旅馆，宏记以北不远处就是清廷“江南海关”。

藩士们初到上海，深为上海的繁华所震惊，上海外国碇泊，常三四百艘，其余军舰十余艘。租界是近代上海文化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1854年上海通过新土地章程，租界脱离清廷管辖。此行来华的武士们对租界也是大为关注，上海的一派繁华景象令藩士们慨叹不已。

松田屋伴吉说：“这诚然世界第一的热闹之处。”

名仓予何人曾去过美国，将上海与纽约做比较，他对上海的评价极高，认为其繁华犹远胜之。

与租界相比，华界污秽的环境也让藩士们触目惊心。1862年——同治元年，上海的一大社会景观，便是滚滚而至的难民潮。日本使节团诸人穿行上海城垣内外，漫步黄浦江滨，耳目所及，详悉难民情状。他们随行来的仆从硕太郎、传次郎，炊夫兵吉的尸体，就被埋葬在浦东烂泥渡。同行者病容甚多，诸子畏缩，有或促归思者。高杉晋的态度是，一步出国死已决矣，然空死无益，唯身自护吾体无他也。

1843年开埠前，上海县人口50万，其中县城及近郊人口约20万，不能与90万人口的南京、60万人口的杭州相比，较之50万人口的苏州也等而下之。开埠后，对外贸易和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吸引周边人口进入上海。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旋改称天京，以为首都，又分兵镇江、扬州。清将向荣率部驻扎江宁南郊明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琦善、陈金绶率部驻扎扬州城外，是为“江北大营”，形成与太平军对垒形势。自此，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下游展开拉锯战。长达十年的兵火，使素称富庶的江苏、浙江人口锐减、田园荒芜。苏州松江一带，纵横千里之内，人烟寥落，邑里榛芜。

据户部清册，1840至1850年，江苏人口在4200万至4400万之间，居全国第一位或第二位，而光绪初年则锐减至2000万，排名降至第九位。

西洋人在此建立“国中之国”——租界，保有相对安定，江、浙及赣、皖、鲁一带官绅商贾为避兵燹，竞相逃往上海，托荫于洋人控制的租界，而城乡民众也涌进上海租界内外以求生存。这样，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便面临来势汹涌的难民潮。

1853年9月，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率众乘丁祭日渗入上海县城，杀死县令袁祖德，拘捕苏松太道吴健彰，占领县城，直至1855年。此间，大批城内居民迁徙租界，1854年，租界内华人达二万多。自此增势不减。1860年3月，太平军东征，上海郊县、苏南各县、浙东诸县，以至安徽、江西、山东难民辗转来沪，上海租界华人剧增，有十余万说，有三十万说，街面摩肩接踵，已经人满为患。

1861年12月29日，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克杭州，随即分兵五路进攻上海县、松江府。一波更为巨大的难民潮涌向上海。1862年有百万左右难民进入上海，上海市区人口骤增至300万，其中250万是难民，租界人口达到50万。

之前就曾在暹罗采买造船所需的木料，现在又去购买大米。

一批运过来而二十艘船，随后还有二十艘开工。大买卖家，暹罗厂商也给了个好价钱。装上大米，还梢上燕窝、香料之类的，进了上海港。

2000多海里，来回不到一个月。

有的商品的盈利，是十分惊人的。一只载货共值5475英镑的英国商船，在广州成交以后，净得12000英镑，相当于购货成本的百分之二百二十。在美洲西海岸以六分钱换来的一张皮毛，在广州标价百元出卖……福建推销香料，毛利在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之间。英国运到广州的香料，售货收入相当于资本的百分之三百五十。

清朝在对外贸易上，有的根本不征收关税，有的虽然征税，但就其正税而言，税率也是比较低的。货税、船钞两项正税，税率轻微。货税之于货价，并无固定的比例。最高没有超过百分之九，低的不足百分之一，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这个税率和当时西方国家比，并不算高。有的还大大低于西方税率。英国对茶叶的进口课税，就相当中国茶叶出口课税的五十五倍。

船钞按船只体积大小分等计算。以前，西洋船只和来自南洋一带的所谓东洋船只，二者的船钞，并不二致。前者大大高于后者。康熙二十四年起，所有的东西洋船钞，一律降低百分之二十。三十七年起，西洋船只的船钞，一律按东洋船只计算。这两次变动，无疑大大减轻了西方商人的负担。

在实际征收中，还有降等减收的事例。就在东西洋船只统一征收船钞的次年，英国船只“玛斯里斐尔德”号本应列入二等，按原定税率，应纳船钞三千两，按新税率只纳一千一百两，海关当局又将二等改为三等，纳六百两，又降低百分之二十征收，结果只纳四百八十两，不及原定数目的六分之一。当时中等船只每船载货平均在十五万两以上，据此计算，船钞征课不及货值的千分之五。

也就是无论货税、船钞，都不足以构成外国商人的沉重负担。既然是大清客军的船只，那就必须使用对外税制。而且，这都是洋枪队的急需，所以，再降等之外，还得减收。联邦船队可就获得了比西洋船只还要低的征税待遇了。

这一批从暹罗来的船，二十船大米就交了差使。连江浙督抚都愣住了，他们居然没有在地方上采购？这帮南洋人有本事！

捎带来的燕窝香料，在上海卖的价，可比广州高得多了。以2076元鷹洋购买的香料，在广州提价80000元，到上海，就是138820元，相当于货本的四十倍，凭刘玉振的人气，货是赊来的，下一趟再给货款，那一趟就发了。

这天有些阴雨，除了罗继麟安排几个人忙活，还算有工夫忙里偷闲，和贺公子等在街上溜达。

上海街市内人多如海，人烟炽盛，士女杂沓。可是满眼的难民，鸠形鹄面，困窘万状，近郊庵庙各宅坟山屋，难民拥挤不堪。凡为躲避贼乱的难民，均无固定的住处，有的站在路旁，有的把船作为栖身之地，雨淋露晒，真是可怜至极。

此时太平军占领了苏州，正在攻打上海，除租界涌入大量难民外，上海县城内也挤满难民。人口骤增到了300万，其中250万是难民。上海城内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

洋人为维持租界秩序，对难民严加控制，租界内难民设有滋扰情事，外国兵丁定即开枪攻击。又定洋商出钱，由官派员在城内教场搭草棚数百间，安插附近难民。

几个散步到黄浦江边，见黄江之水涯小舟栉比，大抵系避难之人。江面小舟也浮住着大批难民，有逃难携妻子住于船中者，其舟不知有几千百艘。江面也有好多具漂浮的尸体，载沉载浮，顺水而下。

就见前面岸边，几个东洋藩士一位士绅模样的人笔谈，贺公子心里一动，慢慢凑近了些，就见那自称“峰洁”的藩士，指着不远处寄居小舟的难民们，写道：“今此江中之人，皆何处人乎？”

这位原是为返乡县令，叫做马铨，他写着：“此系苏州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