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笨聪取过第三本册子，只见其封面变成了“降将名录”，顿时吃了一惊，连忙翻开细看，却见这册子中只记了一个名字----范元胡；这名字的后面，又写了其在元军中的职位与归顺原因，再看归顺日期，竟然就在今日。

范元胡，是张弘范的一名部下。至于范元胡为何要归降大宋，此事还得从三十余年前说起。

三十多年以前，金国有位将军，名叫孛术鲁久住。端平入洛之后，孛术鲁久住归顺了南宋，并成为两淮制置大使赵范的一员部下。孛术鲁久住对赵范仰慕已久，归顺宋朝之后，便起了汉人名字，叫做“范用吉”。南宋从此就多了一位北军将领，范用吉。

范用吉归降之后不久，长达五十年的宋蒙战争开始。

南宋朝庭对北军将领极不信任，使得北军将领们惶惶然不可终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范用吉受宋朝将领挤兑，不堪重压，与郭胜、赵祥、葛义勇、崔文举、李伯渊、段用、董师俊等十余名北军将领，先后投降了蒙元。

蒙元当时奉行灭族政策，但为了稳定河南的局势，只得重用范用吉，派其出任河南行省。

范用吉投降蒙古之后，每每思及蒙鞑屠杀完颜一族之事，心生颇生悔意，便派出亲信与孟珙联络，请求再次归降。孟珙得到消息，大喜过望，连忙上书朝廷。

当时南宋的参知政事叫做乔行简，此人与孟珙有隙，又担心范用吉的归降会增长孟珙的势力，竟然劝说宋理宗拒绝了孟珙的请求。孟珙听到这结果，长叹不已，心知大势已去，再无战意，随即请求辞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一职；宋理宗在乔行简的劝说下，竟然批准了。孟珙从此一病不起，直到去世，再也未掌管过兵权。

按着孟珙的意思，如果南宋接受了范用吉的归降，便可以像金国那样据关守河，阻止蒙元南下。

“据关守河”中的“关”，是指潼关，天险，难破；“河”是指黄河，水急，不可越。当时，黄河并不是后世的路线，而是在横穿整个河南之后，从江苏进入东海，其出海口与长江基本在同一个地方；至于后世的射阳、滨海等地，在宋朝时全是一片大海。

战争的初期，南宋水师远胜蒙古，如果招降了范用吉，黄河沿线必定可守；西边的潼关天险，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极难攻破。二战时日本人也未渡过黄河，未攻入潼关，大都是因此。

如果南宋能够像金国那样据关守河，就等于增加了半个金国的军力，后来的事态如何发展，谁也说不清了。可惜的是，乔行简等人出于一已之私，竟然说服了宋理宗，错失这个大好时机。

范用吉归降未成，终日郁郁不乐，后来索性回到了山东，再也不理作战之事。范用吉生有一子，名叫范元胡。范元胡自幼熟读兵书，成年之后加入了张弘范的部下，成了一名水师将军，还参加了崖山海战。

张弘范离开福州之前，命范元胡继续搜寻宋朝庭的下落。然而就在此时，有人告发了范用吉当年投降孟珙一事。元朝刑部查证之后，下令将范用吉满门抄斩。

满门抄斩，就是范用吉的家人一个不留，通通杀光，当然也包括范元胡在内。范元胡听说了此事，连夜出逃，又知宋朝庭尚在，东海小岛上还有宋军一千余人，登时起了反叛之心，带着七十名亲信，五艘战船，满载粮食火炮，连夜奔降。

在原历史中，范元胡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水师将军，后因其父归降一事，被斩首于元大都，甚至在《元史》中也无事迹记载。

然而历史即将重写。谁也没有料到，“范元胡”这个名字，竟然会与“大都三屠”、“埃及七日”等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后人对其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成为百余年的争论焦点。此为后话。

大宋的第一员降将竟然不是宋人，而是降于蒙元的金人，此事多少出乎郭笨聪的意料；然而他现在无瑕考虑这些，因为又有二十四门元军的铜炮可以回炉熔铸，亦即是说，再过十日，将会有八门新火炮铸成，崖山舰的舰炮将增至十六门。

当然，范元胡的归顺不仅送了火炮与战船，还带来了十二万斤的粮食。这些粮食，让户部尚书范志远大大松了一口气。朝庭迁至琼州已近两月，同来的还有一万二千名士兵。琼州人口总共十余万，忽然来了一万多人，虽说不至于没饭吃，但官仓中的粮食却已用尽，就差向民间征粮了。这十二万斤粮食虽说不多，但至少够士兵们吃半个月了。

数十年前，南宋朝庭人才济济，却错失了一次大好机会，使得战争防线从黄河移至长江，同时失去了潼关天险。如今，大宋朝庭并没有文武百官，甚至还缺少吏部尚书与刑部尚书两位大员，连同郭笨聪这个四品大员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余人。

然而就是这二十余人，使得大宋朝庭得以脱胎换骨。崖山一战，等于在朝庭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留下来的全是主战派的精英，在郭笨聪看来，朝庭再也不会出现像贾似道、丁大全、留梦炎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了。

郭笨聪想的自然没错，如今的朝庭虽小，却是南宋最精干、最强力的朝庭，只是朝庭现在面临的并非打仗，而是如何接受第一名降将。

元寇的祖宗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亲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奉行此信条的鞑靼一族，使得屠杀变成了一种制度。

蒙鞑灭金时，兵马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两河东路、山东东路的金人、汉人，几被杀绝；金银财富，尽被虏去；牛羊马畜，皆被席卷；男子为奴，女子作娼，民宅俱毁，城镇尽焚！

金国灭亡之后，蒙鞑转为攻宋，蒙鞑内部有人大放厥词，其原话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此种决策的实施，在四川境内尤其为甚。鞑靼军深入川内掠夺，使整个四川损失空前。与蒙军对抗的沔州、阶州、枣阳、郢州等十余城镇，一旦城破，全城百姓无论官民，一律遭到屠杀；据史料载，抗战前后几十年间，四川人口从两千万锐减至不到八十万。在面对杀戮的情况下，宋军将领即使战死，也不会归顺。

蒙鞑首领窝阔台死后，其政策有所转变，但这并不是蛮人内部的文明发展，而是受了中原优种文化的熏陶，逐渐去除了野蛮，沾染了些文明，算是一种兽性的进化。此种进化，要归功于辽国的降臣耶律楚才，以及大批的宋朝降将。

襄阳城破之后，南宋朝庭岌岌可危。元寇在损失另一寇首之后，意识到了招降的重要性，其策略多有多改变，例如投降的宋将不但封官，还给予人身保护，甚至将其家属接到安全的地方，以防反蒙义士报复。在此种情况下，许多宋军将领出于各种原因，陆续归降。

越到后来，蒙鞑越意识到招降的重要性，因此每到一个军事要塞，统帅都会亲自出马劝降，如果劝降不成，就会利用被俘宋朝将领，或是其亲属，对南宋守将展开多轮劝说，又是威逼**，又是高官利诱，同时还在城外实施全方位的重兵包围，将宋朝将领逼得进退两难，不知所措。

事情到了这时，宋军的将领倍受煎熬。降，有悖于春秋大义；战，城池终将破，百姓亦会跟着遭殃。

战还是降，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