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等人在王怀庆的率领下，乘坐王风山的渔船再赴关外，直接到了锦州城外，驻守锦州的将领早就收到了命令，在军营中单独划出一块区域，派来一个排给他们做卫兵，没人知道他们是在里面做什么、也没人敢打听。

数量巨大的庞杂情报、资料，每天会有专人去情报站取回来，吴佩孚他们认真研读、分析、对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说时容易，做起来不仅难、还十分枯燥。

吴佩孚、王怀庆、乔林的娱乐，主要是结合地图看战报，从中学习现代战争的战术。

情报，往往会有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两份情报送到关东军**，要说明自己的情报是正确的，就只能前往关东军**解释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依据，这时候吴佩孚的口才就派上用场了，关东军**指派了一名懂汉语的、福岛参谋与吴佩孚对接。

而吴佩孚也利用汇报情报的机会，在**掌握了战场更多的信息，为他们三人小组研究战术，提供了更加丰富、详实的战场动态。

吴佩孚的口才让福岛参谋折服不已，两人的交流也不再局限于情报真伪，有时也会对战争走向、具体战斗的部署、一次战役的胜负进行探讨，吴佩孚上的都是陆军速成学堂、还都不是学的军事指挥专业，所以他的很多战术思想、排兵布阵，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的有很多不同之处，让1111很感兴趣。

吴佩孚对具体战役、某场战斗的战前分析判断、相应部署，并不是总能切中要点、得到正确的印证，可恰恰是每次判断有误，反而能让他更多的反思、反复研究，这对吴佩孚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种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

假如现在让吴佩孚带兵，他也许还处在纸上谈兵的层面，经过这样不断地模拟指挥实战的锻炼，吴佩孚其实等于是在上一堂堂军事指挥课，而且是会有实战检验的军事指挥课，这比速成学堂的沙盘推演要更加真实、更加困难，不仅要知己、还得会揣摩对手的作战意图、战术部署。

尤其是吴佩孚与福岛参谋分别“指挥”俄军和日军在地图上进行的“辽阳会战”推演，让吴佩孚几乎是得到了一次参与大型战役的“实战”机会，战役期间，两人每天见面都要根据战役发展，验证自己做出的战术安排与实际战况的是否一致，同时对今后作战的战术部署。

早在日军开始策划辽阳会战之初，与福岛参谋就把战前双方的态势、兵力、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情况，偷偷拿出来与吴佩孚一起研究，两人模拟双方最高指挥官进行战役部署、战术调整。

开战前的态势：

日军在强攻旅顺的同时，也在秘密筹备发动辽阳会战。

日军原本计划在攻克旅顺后，抽出第3军用于辽阳方向，可旅顺久攻不下，第3军根本抽不出来，而推迟辽阳会战、又于整个战局相当不利。

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援军很可能从俄国腹地源源赶到战场，为此，日军必须抓紧时机，以现有兵力第1、第2、第4军全部，一举歼灭集结于辽阳地区的俄军主力。

虽然日军兵力、火力都不占优势，日军在这一战场仅仅集结了13。5万人、474门火炮；而俄军拥有16万人、592门炮，但在这之前，守田利远带领中日混编情报队，已经摸清了俄军的底，俄军的所有工事、日军都清清楚楚，这极大地增强了日军以少胜多的信心。。

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沙皇要求俄军必须在辽阳地区夺取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只有这样，才能震慑住俄国风起云涌的起义、**。

辽阳地区的俄军经过长期准备，储备了大量作战物资，条件比较有利，可靠情报显示，这一地区俄军最高指挥官、库罗帕特金将军扬言：“宁死不从辽阳后退”，他决定依托前沿工事，抗击和疲惫进攻的日军，然后转入反击。

这就是说，俄军拥有优势兵力、火力，却在战争伊始，采取了消极、被动的的战术方针，一开始就把主动权交给了日军，但这是吴佩孚不能改变战略部署。

俄军在辽阳地区的防御成3道阵地。

第1道阵地（前沿阵地）全长足有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

第2道阵地全长也有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

第3道阵地紧靠辽阳城，全长也达15公里。

这三道阵地，特别是第1道阵地，纵深太小，翼侧暴露，工事构筑计划都还没有完成，无法抗击日军的进攻。

两军部署：

这个吴佩孚和福岛参谋都无法更改，他们只能在战役发起后，遵照双方实际战况，对接下来的战斗、

提出自己的战术安排，与日俄双方实际部署进行印证、比较，然后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部署”下一阶段战斗，最后推演按照他们安排的战术、这场战役最终可能的结果。

到1904年8月23日，俄军按计划进入阵地，部署如下：

右翼为南部集团（扎鲁巴耶夫指挥的3个军）；左翼为东部集团（比尔德林格指挥的2个军），辽阳以东还有几个军。另外2个军作为预备队：辽阳、奉天各1个军。

占领阵地的各个军，又分别以40—50%的兵力作为预备队，这样一来，实际上投入战场的俄军兵力就不多了。

日军部署与此不同，它把全部兵力都投入了战场，不留任何预备队，因此它在总兵力对比上是劣势，但在俄军两翼却造成了兵力的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