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卫处派朱立强带队暗中监视梁忠喜、王跃龙，看起来不显山漏水的，其实在有心人眼里并非天衣无缝，当发现这个险情后，有心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排雷”，但在政卫处的严密监视下、怎么做到安全“排雷”，那还是需要费些功夫和心力的来铺垫一番的。

克难城表面上恢复了平静，其实依旧暗潮涌动。

《清风观》要给因为日寇侵略牺牲的晋省军民做法事、超度亡灵，这件事阎司令也知道了，虽然《清风观》是自发做的，阎司令认为连一心修道成仙的道士、都站出来为抗战出力，这对激励士气、鼓舞民众斗志是有益的，于是安排民政部门的副厅长前来《清风观》工地视察。

高雅俪没想到会惊动官方，但这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她带着林凯申亲自陪同副厅长巡视《清风观》的工地。

由于这些天高雅俪和手下不遗余力的宣传，前来《清风观》做“身布施”民众很多、其中大部分还是同时做了“财布施”的人。

由于《清风观》的场地有限，周边很多村庄的老乡、士绅都把自家空地免费提供给《清风观》打砖，还有来捐献木材做房梁和椽子的，高雅俪他们要照价付款、来人放下木材就走了。

老百姓这种踊跃“财布施”、热情“身布施”的景象，也感染了前来视察的副厅长，高雅俪请他来做“清醮”、“幽醮”的主祭，声称这是“身布施”的大功德，副厅长非常愉悦的答应了。

临走前，副厅长让秘书拿出十根金条，说是阎司令的“财布施”。

“无量天尊！

阎司令以济世利人之心，无私的援建《清风观》、功德无量！

克难城及周边居士深受阎司令教化，颇似修道之人修习‘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甘心奉献、不求回报，已然给予《清风观》莫大支援，功德无量！

现在正是举国抗倭之际，需用银钱处甚多，贫道及众位师兄、师弟不能为国分忧、已然惭愧不已，这些身外之物、万不能受，谢谢阎司令善心！

我们原来所在的道观有些庙产，来此之前已经变卖了，师兄，你去把剩下的120元大洋取过来，捐给阎司令和晋省，算是道家为抗击倭寇略尽绵薄之力。”见周边很多民众都看到了这一幕，高雅俪更是高声说道。

副厅长本来就对《清风观》印象很好，拒绝十根金条的“财布施”已经让他很感慨了，现在还要把自己卖田产的钱捐给政府，副厅长感动之余、自是不肯接受。

高雅俪既然当众把大话说出来了，自是一再坚持，说出来“哪怕能多卖一颗子弹、说不定就能多打死一个倭寇，哪怕能多买一瓶药品说不定就能挽救一名抗日勇士的生命”这样的话来，最后，副厅长实在推脱不掉，就让秘书现场写了一份收据交给了林凯申。

这件事又帮《清风观》引来一**关注，前来“身布施”、“财布施”的民众更多了，你们不是不收钱么，民众就去帮他们买来一些必需品，有人就到马泉沟窑厂，帮《清风观》订购了全套的陶土水缸、粮缸、泡菜坛子……

明面上热闹的《清风观》工地，现在唯一清净的地方就是高雅俪她们临时栖身的废弃窑洞，高雅俪的手下给那些来做“身布施”的信众端茶送水、表达谢意，并通过聊天寻找可以利用的人，一旦认为这个人有利用价值，就告诉他（她）、你跟大道有缘，可以与《清风观》结个善信，由于高雅俪前期的各种操作，这些人自是喜不自胜，然后他们（她们）就会被引到林凯申和另一位高功那里。

两位高功再与这些“可用”之人进行一番谈话后，从中再挑出“能用”之人，一番天花乱坠的吹捧后，观主高雅俪再对这些人进行最后的甄别，在“道”的神秘包装下，有些人不知不觉的就完成了被洗脑的过程，成为《清风观》的虔诚居士，再经过几次除魔卫道的思想灌输，他们（她们）就会成为高雅俪手下最可靠的情报员。

高雅俪自从开始策划这件事儿开始，就把每一步都想过很多遍了，她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谢正勋那边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几个漂亮、轻浮、可能与贾全林有交集女人进入了他的视线，无奈手下可用之人太少，他让付锦芳给周铁强拍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再派人手前来支援。

情报科肩负着给中条山防线提供敌情的重要职责，不可能再抽调人手了，周铁强于是给了唐搏虎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带领精干的别动队队员、立刻前往支援谢正勋，周铁强特别提醒唐搏虎、要多带女队员。

因为杨春达有文件稽督处的身份，所以肖玉兰给他提供了一份情报，这是杨宏达忽视了的一个细节，肖玉兰希望杨春达的调查、能从另外的方向找到贾全林案的突破口。

文件稽督处与政卫处的关系，相当于中统与军统，都是蒋介石和阎司令手下的特务机构，他们既是阎司令控制晋省的两支重要力量，但文件稽督处与政卫处却一直在暗中较劲、争宠，这也是肖玉兰敢于让杨春达公开调查的原因。

肖玉兰之所以把调查方向放在军务处内部，是因为她觉得日谍为了把所有嫌疑都扣在贾全林身上，“提供”的证据也太多了，军队编制、人事安排及调整、校阅部队实情的记录、晋省的动员潜力、战时动员扩编预案等机密文件，这是一个少尉军官能全部接触到的吗？

肖玉兰认为，贾全林又不是机要员，他只是军务处军务科的一个普通参谋，而军务处下设军务、军需、军法、人事、动员科等科室，在贾全林住处搜出来的机密文件、几乎涵盖了各个科室的业务，就算贾全林处心积虑的暗中窃取，可他偷走这么多机密文件、而军务处却丝毫没有察觉，这就显得非常不合常理。

肖玉兰作此判断的依据还有，以贾全林所处位阶，他是不可能一次性拿到这么多机密情报的，那他窃取这些机密文件后，为什么不马上交给幕后主使、以邀功求赏，非要把整套情报一次**给对方、那也太不合常理了。

文件稽督处长知道杨春达接受贾贵委托、要调查贾全林案后，全力予以支持，政卫处那边已经结案了，要是文件稽督处能推翻此案的结论，政卫处长可就丢了大脸了。

文件稽督处没有政卫处的权限大、做事也不像政卫处那么锋芒毕露，所以文件稽督处长与上下左右各级单位的主官、关系也都还算融洽，文件稽督处长亲自给军务处长打电话，让他不要误会、尽量予以协助。

军务处长也正好在头疼，手下出现一个贩卖军务处重要机密的**，不论他是把情报卖给了谁，军务处长一个失察的罪责是跑不掉的，既然文件稽督处长说是厘清案件真相，那说不定还能帮他减轻些压力，毕竟案件还没有定性呢，拖一段时间、阎司令说不定就忘了这件事儿，自己也就算是过关了。

有军务处长亲自发话，杨春达体验了一把“钦差大臣”的感觉，在军务处他就算横着走、也没人敢拦着，但他也很快有些泄气，在军务处内部，管理其实相当松散、什么事情都觉得无所谓，档案管理相当混乱、文件密级再高也跟普通文件混杂在一起。

这当然也有客观因素，当初从晋原“转进”到临汾时，军务处由于还有给参加晋原保卫战的各支部队调派补充兵的任务，所以是最后一批撤离晋原的，撤离的太匆忙，最关键的是汽车严重不足，为了保证长官家属、家具的搬运，只有极少的保险箱、铁皮柜被运到了临汾。

从临汾撤往克难城的时候、就更加仓促了，只有两只保险柜被运到了克难城，军务处长使用了其中一个，财务股使用了另一只，所以军务处的档案就只能都混放在普通木柜中，紧靠一把铁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