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的情况，伍秉鉴父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那部分人的代表，在与外国鸦片贩子打交道时必然是弛禁派即投降派的代表.

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伍家的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伍秉鉴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十三行中的"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每家的财富都不少于2000万两白银,早在乾隆年间，潘振承就在广州河南乌龙岗之西的一片河洲地开村立祠，建造极其豪华的潘氏家园“能敬堂”。该园占地宽广，不惜千金建造漱珠桥、环珠桥和跃龙桥以利宾客与行人交通。园中极尽亭台水榭、奇花异卉、宝木珍禽之胜，虽苏州园林亦不敢专美于前；计购置的田产仅用以祭祀祖先者则达数十顷之多，留给子孙的白银亦达2000万两。据一位在华商人发回巴黎《法国杂志》的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值3万法郎，一家财产尚富于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自潘正炜当家之后，财产总数累增至1亿法郎，广及华北各地财产尚未计在其中。

其中潘仕成花巨资兴建的海山仙馆为中心的，邀请各地著名的文人骚客来此诗文倡和，使这座园林成为广州地区文人汇萃，学人神往的地方。海山仙馆座落于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滨临珠江，风景旖旎，历来是富家大族及士大夫宦成而归后，“处治广囿、营别墅，以为休息游宴之所”。 园林以“海上神山，仙人旧馆”一联而得名，既有“蓬岛仙山”之誉，还有“务尽华夷所有”之赞，广罗中外各地精品，房子中有涂着日本油漆的名贵木料做的家具、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大理石铺的地面等， 是一座中西交融的私家园林。俞洵庆称赞道：“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待以有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

严格的说十三行四大家都是富可敌国,如果不是因为<<南京条约>>使他们失去了垄断的特权,他们的财富远比清朝皇室更多,当然清朝皇室并不政治到他们有这样多的钱.

十三行的来源和结果

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另一种为名义上虽称“十三”，其实并无定数，旧有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在以后的日子里，洋行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广州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在此只指出这两种见解，至于孰是孰非各位自己辨认。

十三行真正走上世界贸易舞台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经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十三行的大部分生意是与另一垄断者做的，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是大英帝国的全权贸易代表.

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这个条约最终为十三行的特权画上了句号。这正是英国人在一个世纪前的愿望。广州不再是唯一开放的口岸，行商已也无法管理对外贸易。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他们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丰六年（1856），失去特权的十三行迅速走向衰败,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另一说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