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日本上层的一些反动分子，为对外侵略而不择手段，在国际上惯用当众说谎、颠倒黑白等卑鄙伎俩，以致在国际上遭到鄙视。

9月19日以后，在沈阳被日军所俘的我国军、政、警察等公务人员，不少是光头赤脚、手被反绑；有些军人被强行倒戴军帽、捆缚双手、将子弹带挂于两肩并被强跪于地，作枪杀以前的照相，企图以此证明我国的这些军人，就是爆炸柳条湖附近铁路的“凶手”、“罪犯”，以竭尽污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

这些都是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结果，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不该忘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这更加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道义上是多么的堕落，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关东军”、“大日本帝国”这样冠冕堂皇的身分，做出无赖之徒才能干得出的栽赃勾当。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第28届内阁**大臣若槻礼次郎，29届政府**大臣犬养毅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连续于9月24日、10月26日、12月27日发表了三次关于“满洲事变”的狡辩声明，其第一次声明之内容为：

关于满洲事变帝国政府之第一次声明

（昭和6年9月24日）

（一）帝国政府向以笃厚日华两国邦交而苦心努力，以期实现共存共荣之方针，然不幸过去之数年间，中国官民之言动，屡屡刺激我国民感情，尤其是与我国利害关系最紧密之满蒙地方，最近不快之事件频发，我一般国民心理，以中国方面并未对我友好公正之政策，而以同一精神相酬，致使物情骚然。适于此时，在9月18日夜半，中国军队一部在奉天附近，破坏南满洲铁道之线路，袭击我守备队而发生冲突。

（二）当时守备于满铁沿线之日军兵力，总计仅为10400人，而四周之中国军队则达22万，致事态俄然紧迫。居住于同地之百万帝国臣民，亦陷入重大之不安状态。我军为先发制人清除危险，乃迅速行动排除抵抗，解除驻屯于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关于地方治安，则督励中国自治机关维持。

（三）我军达成上述目的后，已大致归还铁路附属地内集结。目下附属地外之警戒，为奉天、吉林配置若干部队及几个地点的少数兵员，并非军事占领。至于言及帝国官宪已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或已接管四平街、郑家屯及奉天、新民间之中国铁路，全系误传。另言及我军向长春以北和延吉出动，亦无事实根据。

（四）帝国政府于9月19日已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使该事态扩大，陆军大臣已将该方针训令满洲驻屯军司令官。9月21日由长春出动去吉林之部队，是为消除对满铁侧面之威胁，并非对该地实行军事占领。当达成此目的，我出动部队之大部将返回长春。另在9月21日，因鉴于满铁沿线之不安，由**驻屯部队派出兵员约4000之混成1旅团，新属满洲驻屯军司令官麾下，但满洲驻屯军之兵员总数，仍在条约所定之限制以内，当然不能谓对外关系上之扩大事态。

（五）帝国政府于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此已无庸反复缕述。所期待者，在使帝国臣民能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以其资奉及劳力有机会参与该地开发。维护本国及国民正当权益，乃政府当然之职责，排除满铁之危害，其旨趣亦在于此。帝国政府在尊重善邻友谊方面，仍恪守既定之方针，为使此次不祥事件不至破坏国交，与断绝将来建设方策之祸根，有决心与**真诚协力，如能打开目前两国间之难局，转祸为福，帝国政府则不胜欣幸。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面在政府的声明中，为其侵略进行狡辩，一面继续侵占我国领土，关东军的第2师团、独立守备队，第8、第20师团，除占领了营口、海城、鞍山、沈阳、本溪、凤城、安东（丹东）、抚顺、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长春、九台、吉林、蛟河、敦化等地外，又于11月3日占领了通辽、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26日占领了新民，接着在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

一个国家政府的声明，居然是为了蒙混、欺骗另一个国家和世界视听的谎言，而这些谎言不仅用日军自己的侵略行动予以揭穿，而且在日本投降时，从我国军队、苏联军队、美国军队、英国军队所缴获的大量日本文件、档案中得到完全证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15年后凶残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被打败，作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1日驻东京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东条英机等第一批39名战犯后，11月20日，本庄繁因畏罪在颈上、胸部、腹部连扎3刀而自杀，成为日本陆军在投降后，将军一级因畏罪自杀的30名之中的1个（另海军有5名将军自杀）。板垣征四郎则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以绞首刑。此外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与东条英机之矛盾并已退出现役，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已于1934年2月15日死去，才免遭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