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廿八年至民国卅四年，日伪军在桓台县杀伤、抓走三千八百七十四人，其中致死二千零一十一人，致残五百一十五人，失踪二百五十八人，抓走六百九十人。损失生产工具达四百六十二万元、家禽家畜一百八十七万元、衣被箱柜八百三十四万元、金银一百八十七万元、房屋二点零九亿元、粮款一点九五亿元。

民国廿九年

民国廿九年一月三日，数百名日伪军侵入**县小井村，杀害无辜村民八十四人，刀杀致残者四人，烧毁房屋四间。

民国廿九年一月十五日，日酋率其中队进犯化，未费一枪一弹，便直接开进城内，从此化城沦陷。接着日军在化全境进行扫荡。五月廿九日，日军扫荡至化县义和庄，对我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进行疯狂的屠杀，全庄二百余人惨遭日军杀害。仅蒲台一个村，就有七家被日军杀绝。六岁的韩玉林被日军刺了十二刀。浩劫过后，义和庄一带人烟稀少，就连地里熟了的麦子也无人收割了。

民国廿九年一月十七日，日伪军一千余人进犯临淄四五区和广饶三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在魏家、陈家、罗家三村，日军烧毁民房五百余间，劫掠牲口一百二十余头，其它柴草、粮食大半被烧。

民国廿九年二月七日，日军窜入临朐县冶源村，残杀不及逃离的群众二十余人。同一天，日军还到尧山乡大车沟村进行“扫荡”，烧毁民房四十七间，宰杀耕牛七十六头、羊二百只，伐树二百棵，并把全村的粮食抢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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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廿九年二月十一日，日军一千多人扑犯海阳县战泊场村，挨门逐户搜查，见东西就拿，拿不走的就砸，见人就杀，凡是没有逃出去的，几乎全遭杀害。这一天，杨洪吉、杨日恩、杨日风等六十四人惨遭日军杀害。

民国廿九年二月十二日早晨，一小队日军闯入海阳县大辛家镇下河头村，把七八十名群众赶到东门外的一个打谷场上，架起两挺机枪，屠杀二十名无辜群众，击成重伤七人。

民国廿九年二月十三日，在**山县孤石河村，日本军枪杀村民十六人，伤十二人。

民国廿九年二月十七日晚，日军三十七部队佐藤小队及伪军共三百多人，分乘三艘舰，进犯荣成地区石湾岛。第二天上午九时，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在黄石板长滩登陆，然后长驱直入，于四天时间内占领了荣成县全境，并在各交通要道和主要口岸，安设了二十六个据点和八十五座碉堡。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侵占荣成的五年里，屠杀当地居民共一千三百一十三人，致残者四百九十六，征捕劳工八千七百八十二人，抢夺粮食六百七十六万斤、黄金四十六斤、白银一千零四十九斤、大牲畜二万三千零二十三头、食盐一千零七十万担，烧毁房屋一万二千四百四十八间，给荣**民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民国廿九年三月廿六日，驻荣成石岛的日伪军一百多人，洗劫了响湾沟村。由于多数村民事先逃离，才幸免于难。敌人扑空后，恼羞成怒，纵火焚村，从早晨上直烧到晚上，全村四十多户的二百零七间房屋及房内的东西，尽化灰烬，致使全村二百多人无家可归，无以为生。

民国廿九年五月十六日，在寿光县张庙村，日本军五十多人大肆杀戮村民二十三人，奸污青年妇女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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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廿九年五月廿七日，日本兖州特别警备队（代号一四八零）的特务、警察六十余人，对曲阜师范学校进行大逮捕，抓捕师生三十四人，（教师三人，学生三十一人），其中六名师生在济南被杀害。

民国廿九年六月十一日，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悄悄包围了栖霞县邢家阁村。然后挨门逐户抓人，或刺死在各自家门口，或拉到关帝庙前杀死。郑颂文、史德礼、史宾、郑守文、郑山文、郑庆新、张树祥等二十余人被杀死，郑颂文的心脏并被挖出，挂在石道旁的树梢上，另有二人身负重伤。

民国廿九年六月廿八日，在寿光牛头镇，日本军杀害妇女老幼七十三人。

民国廿九年七月卅一日，侵占高唐日军进犯朱庄，残杀村民一百四十余人，将民房一律烧光，民众物资被掳夺一空，制造了“朱庄惨案”。

民国廿九年七月，盘踞平原县日本军向祖庄试用新炮轰炸，炸死村民五十余人，炸毁民房数十间。

民国廿九年九月五日，日军在临城县来泉庄抓住鲁在喜、李宝清等八人，带到临城“老营园子”后，绑在木桩上，先用刺刀刺，后纵狼狗咬，尽被杀害。

民国廿九年秋，日军从青岛附近抓到一千余人，装船押到日本，下煤厂做苦力。许多人因此被折磨致死。

民国廿九年十月五日，盘踞宁津杜集据点的日军，实行“清狱”大屠杀。在杜集的东北角，一次屠杀我同胞三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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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廿九年，日军从山东掠夺食盐一十四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吨、花生二万八千一百三十四吨、花生油一万九千八百三十九吨、铁矿石二千一百七十万吨等。

日军宪兵队派特务小松岱等人，到青岛大康纱厂，以“**嫌疑”为名，将于景友等三十六人，逮捕关押，对他们施尽各种酷刑，并于最后把于景友等二十九人押往济南日军特务机关，加以秘密杀害。

日本军在栖霞城东顶挖一圈壕泡，布置双层铁丝网和四座碉堡，常年住着七十名日本兵，蹂躏栖霞人民。从民国廿九年至民国卅三年，日本军在这里杀害了近一百名中国人，有姓名可查者有二十一人。

民国卅年

民国卅年一月十日，日伪军包围宁津县李满村，逼迫全村七八百群众集合到村中井台旁，一律跪下，铁心队挥棒向乱砸，有四十人被打的满头是血，十四人被杀害，并烧毁房子七千二百间，把衣物、被褥、牲畜抢劫一空。

民国卅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军屠杀广饶刘家集村民八十多人。

民国卅年一月廿日，盘踞聊城日军围攻大杨庄，用刺刀挑死杨学正、杨学敏、杨庆保、杨建化、杨庆起五名无辜群众，烧毁房屋二百间，造成了第二次“大杨庄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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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年一月廿六日，侵占淄博张店的日伪军一千余人，包围了洪沟村。廿七日，日军从洪沟村抓走村民十五人，连同从张庄抓来的八人，共二十三人。二月廿七日，日军将其中的二十人秘密地杀害于张店杜科东日军的炮台之下，然后合埋于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另外三人被当作首犯押往济南审理，不久也被日军杀害于济南。

民国卅年二月廿二日，盘踞广饶、临淄两县的日本军侵袭小马头村，仅三四小时，就枪杀、烧死村民七十四人。

民国卅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军包围平度县大田乡杨家村，杀害培训教师及群众二十七人，并烧毁场园里的柴垛和村公所，制造了杨家惨案。

民国卅年五月二日，驻寿张日军在寿张城西门外把四名无辜群众做为靶子，活活用刺刀刺死，是为“寿张血案”。

民国卅年五月廿日，日军三百余人，闯入荣成苏家村一带，烧杀淫掠。仅在苏家一村，日军即屠杀无辜村民九人，焚毁房屋二百余间。此外，日军还在这一带大肆掳掠，衣物、家具、粮食损失不计其数。

民国卅年五月卅日，盘踞平度县马场日本军“扫荡”崮山后王家、韩家等六个村庄，刀砍枪杀十三人。

民国卅年五月下旬，驻茌平日军扫荡茌东大刘庄，残杀无辜群众和自卫队员四十多名，制造了“大刘庄血案”。

民国卅年六月十八日，在平度县云山洼村，日本军杀死村民十五人，杀伤十三人。

民国卅年六月，肥城马家堂泰西军分区后方医院，被数百名日伪军袭击，九十六名伤员及工作人员，除五人脱险外，其余全部被捕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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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年七月廿三日，在寿光县牛头镇 ，日本军杀害村民十六人，烧毁房屋一千三百多间。

民国卅年九月七日，盘踞宁津县长官据点的日军，在其队长白板的指挥下，抓住二十三名运盐农民，硬指他们是八路军，施以酷刑，其中五人因此致死。另外十八人，被日军拉到北门外的“毁民壕”下杀害。临刑时，日军还强迫附近居民前去“参观”，以图给人们以精神**。白板先令日军用刺刀往被绑的农民身旧乱捅，直到体无完肤，又用刀抹头。其状之惨，目不忍睹。

民国卅年九月八日，三万余日伪军从博山、池上、商庄等四路围攻博山四区和莱芜六七区，所到之处，人、畜、财物、房屋一扫净光。在四区烧毁村庄十二个，东西邢庄和南头店村四百余户群众的房屋、财物全部被烧毁。

民国卅年九月十一日，驻大柳和双碓的日军，包围了宁津县郭营全市场，向集市**掷弹筒，接着又用机枪扫射。市场大乱，中弹遇害者有十余人，当场死亡者五人。当人群散尽后，日军闯入市场，抢走粮食六七千斤，其他财物无法计算。

民国卅年秋，日伪军三十余人在阿城镇刘什庄村及其附近抓捕二十余名妇女，在村外一场院屋内进行**，其中有十三岁的幼女和六十岁的老太太。

民国卅年十月中旬，日军第四十四大队侵入新泰县某村，在第二中队大尉有木元冶指挥下，施放催泪瓦斯，烧杀八路军战士三十名，和平居民一百二十名，还用步枪射杀村中跑出的三个农民，并和上等兵铃木松太郎将五名农民用手榴弹炸死在他们躲藏的水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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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年十月，驻济南日军到阿城一带扫荡，在达朱楼，烧、砸、抢。奸，无辜群众的财产损失无数，没跑掉的妇女遭受**，有的锅里还被屙上了屎，这就是“达朱楼惨案”。

民国卅年十一月三日，盘踞广饶县的日本宪兵队砍杀小刘庄村民十人。

民国卅年十二日，日伪军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肥城县境新增日伪据点五个，十四名区以上干部被日伪军杀害。

民国卅年冬，盘踞在临城日军头目晋三郎率领日军到微山湖边进行“扫荡”，在皇甫一带抓捕数十名百姓，关押于临城“大墙里”，其中不少人被日军杀害。

日本军突然包围八路军三支队医院，活活烧死伤病员五十多人。

民国卅年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据邹平长山八区二十四个山区村庄的调查，群众被杀四百余人，被抓走六百余人。

民国卅一年

民国卅一年四月十五日，日军三百余人乘十辆汽车前往崂山“扫荡”。日军象一群野兽地涌入晓望村，从西向东，挨门放火杀人，杀害村民十余人，烧毁全村八百二十间民房。全村变成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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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一年四月廿九日，早晨，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二大队在武城“扫荡”。从武城西北马村一带开始，用“铁壁合围”的方式包围抗日军民，将群众阻截在何留屯，日军见人就开枪，并有飞机轰炸。这一天八路军和群众有五百余人遇难，其中有二百人被日军用刺刀破腹而死。“扫荡”持续一个月。“四二九”后的一天，武官寨据点的日军包围了小曲里店，将男女老幼一百零九人集合在一个空场里，用毒气熏，幸而日军走后，抗日政府即时抢救，人们得以脱险。

民国卅一年五月廿八日，日伪军一千余人包围临淄二区前后下庄，杀死村民三十余人，抓去青壮年一百多人，烧死益、泰、临、广四边县县委**。

民国卅一年五月，日酋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二万人，对宁津、东光、南皮、夏津等县实行拉网“扫荡”，在宁津城北白菜魏村屠杀四十二名村民，在张户头村杀害四十人，在靳庄烧毁民房八百间。

侵占临城日军出发“扫荡”，在牛山后抓到当地百姓五十多人，其中有的被日军当时杀害，有的被押往伪满洲国当苦力。

民国卅一年六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二日、七月十七日，驻济南、东阿、阿城、阳谷等地的日军又连续三次“扫荡”大杨庄，残杀无辜群众三人，打伤多人，抓走六七十人，烧毁房屋六间，抢去耕牛五十余头、大车六辆、粮食五千余斤，制造了第三次“大杨庄惨案”。

民国卅一年六月，日军“扫荡”王史村、杀害无辜村民二名，毒打无辜三十多名，抢走耕牛七十头，烧毁房子三百六十间，十八户人家被烧光，制造了“王史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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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一年七月十二日，自是日至八月上旬，日本军偷袭东节村，杀害无辜群众七十余人，其中包括一部份妇女和儿童，奸污妇女十余名，烧毁房屋三百余间，制造了令人闻之悚然的“东节村血案”。

民国卅一年七月廿七日，驻双碓、大柳的日军一百多人，包围了宁津前高塔寺村，杀害了无辜村民七人。

民国卅一年八月廿三日，日军大“扫荡”，在阳谷的十五里园，残杀无辜群众五人，打伤、刺伤多人，抢走财物无数，还在锅里拉屎，水缸里里撒尿，制造了“八二三十五里惨案”。

民国卅一年九月廿七日，日军大“扫荡”，在张秋地区的钱楼、窟窿石、桑段营一带，在堤南的顾庄、金庄一带，在朱庄、东邵庄一带，在寿张地区的玉皇岭和苗口大洼，在旧城和阎楼等地，用机枪和刺刀共残杀无辜群众二百人左右，并抓走好几百人去做苦工，烧毁、抢走财物无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二七大血案”。

自即日起至十月五日，日本军在濮（县）、范（县）、观（城县）地区和东平西湖地区“扫荡”，残杀村民数千人，其中有被挑在刺刀上“点天灯”的儿童或婴儿，有被扒光衣服当活靶子打死的妇女，日军临走还掠走五六百人（后辗转到东北当苦工），制造了又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民国卅一年九月下旬，盘踞平度县马场日本军侵扰西马戈庄村，将村民三十余人扔进水井里，惨死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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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日军侵入海阳县郭城镇前夼村，两天之内，杀害三十三名无辜群众，烧毁民房八间。

民国卅一年十二日一日，日伪军进山“扫荡”，发现西峪村东北一山洞内躲藏群众一百余名，即毫无人性地向洞里施放毒气，毒死四十七人。

民国卅一年十二月四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统率二万名日伪军，涌入荣成县境，进行大规模“扫荡”。在崂山一带，日军屠杀中国军民三百余人，抢走粮食六十多万斤，毁坏农具八千五百件，烧毁门窗一万二千多副，掳走大牲畜一千五百头，宰杀家畜三万八千多只，损害其他物质价值一十五万三千多元。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崂山惨案”。

民国卅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五百余名日伪军由西、北、南三路包围了栖霞县山西夼村，杀害群众十四人，抓走三十二人，**妇女十三人，抢夺大牲畜三十五头，烧毁藏粮洞八个、房屋十七栋。

民国卅一年十二月卅日，日本军在**山县马石山以“烧草人”、“摔西瓜”、“烤山羊”等残暴手段，烧死摔死枪杀男女村民二十多人。

民国卅一年冬日军华北派遣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二万余日伪军，扫荡胶东根据地。十二月廿一日，在松岚子村残杀抗日军民一百零八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松岚子惨案”。第三天，又包围了古宅村，杀害抗日干群十七人。日伪军此次扫荡，仅四天时间，杀害招远县抗日军民五百余名，打伤致残无数，奸污妇女二百八十五人，烧毁房屋四百二十二间，抢掠财物计七百三十余万元，抓走群众一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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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二年

民国卅二年一月七日和八日，驻东阿日军三次洗劫官庄村，残杀无辜群众七人，打伤一人，抓走十几人，抓走十几人，抢走耕牛一百一十多头，烧毁房屋一百多间，抢走其它财物不计其数，制造了三次“官庄惨案”。

民国卅二年一月十一日，驻宁津长官、前魏、大柳三据点的日军，扑向李满庄，杀害无辜村民十四人，打伤四十余人，放火烧毁房屋七百二十间，并把全村的衣物、财物抢掳一空。

民国卅二年一月十七日，盘踞高唐、平原两县日军联合“扫荡”高唐七区崔庄一带，杀害村民数十人，制造了“崔庄惨案”。

民国卅二年二月四日，日伪趁群众过年之机，夜袭清丰县张村，杀害群众一百零八人，全家被杀绝者二十六户，烧毁房屋五百多间，抢走牲畜二百余头，造成该县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张村”惨案。

民国卅二年二月十九日，侵占馆陶日本军偷袭南彦寺村。一天这中，无辜群众十三人遭杀害，六人致残，妇女二十五人被**，烧毁的房屋、抢走的牛羊更是无数，这是“南彦寺惨案”。

民国卅二年二月廿二日，日本军侵占曹县吕楼村，杀死烧死村民一百三十八人，其中有十岁以下的儿童三十人。全村一百三十户，有一百零八户罹难，其中死绝三十一户。

民国卅二年二月廿六日，盘踞坊子车站的日本军，刺杀王松村村民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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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二年三月九日，在平原县大刘庄，日本军杀害村民二十八人。

民国卅二年三月，日本军从民国卅二年在山东济南建立“新华院”起，至民国卅四年九月日本军投降止，二年多时间内，约残害中国军民三万五千人仅民国卅三年七月至民国卅四年九月，就杀害一万二千人。

民国卅二年四月八日，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赵家庄子，后进入村中残杀无辜百姓一百七十二人，有八户人家被杀绝。全村房屋除九间幸存外，全部被烧毁。

民国卅二年四月廿一日，日本军侵占临沂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被刀割、活埋、打活靶、挖眼、砍足、奸后刺死的男女老幼达三千人。

民国卅二年五月，盘踞冠县日军突然合围车吕庄，使用鞭抽、棍打、枪挑等恶劣手段，残杀无辜群众十八人，重伤无辜群众三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村中财产被抢劫一空。

民国卅二年六月十日，盘踞临清、馆陶、冠县、堂邑、聊城、阳谷、莘县、寿张和河北大名、南乐等十县日军分十五路对冠南、朝北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一路日军在冠县李赵庄将十五名群众杀害，把二十余名群众投入水井中活活淹死，制造了“血水井惨案”。

民国卅二年九月上旬，日军第十二军决定在鲁西发动细菌战——“霍乱作战”。个体招待者为第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四十四大队，由大队长广濑利善亲自指挥，在临清趁卫河水涨，破坏堤防，使河堤决口一百五十余米，造成卫河流域临清、馆陶、丘县、武城等县的严重水灾，约有十一万户六十七万余人遭受水患，由于水灾、饥饿及霍乱的流行，死亡居民约三万人（此为估计数，另有二万与五万人之说）。以上系据日军战犯的口供和交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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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二年九月廿日，日军洗劫冠县斜店村，抢走粮食二千余斤、冀南票子两麻袋、耕牛数十头，打伤大批无辜村民。

民国卅二年十月十日，日军六十多人直扑东营韩楼村，掠走当地居民二十余人，带出村子向北驱赶。一路上，日军盘问八路军的去向，谁不说就用刺刀捅死，连续杀害我无辜村民十余人。接着又把其余的人押向利津方向。

民国卅二年十月十二日，驻聊城、东阿、阳谷、寿张、莘县日本军联合大“扫荡”，打死、打伤无辜群众近一百人，**幼妇一人，妇女三人，制造了“十一二血案”。

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廿日，驻影庄日军夜袭冠县柳行头，残杀无辜群众五名，打伤致残多人，抢走粮食一万多斤，把全村洗劫一空。

民国卅二年十二月，日本军在阳谷县范海毛坊村抓捕军政人员及百姓八十多人，用铁丝穿透胳臂，押至济南，全部杀害。

民国卅二年冬，侵占临城的日军外出“扫荡”，在袁山寨一带抓到百姓十一人，关在临城“大墙里”严刑拷打。其中除一名妇女托人保释外，其余有的被日军杀害，有的被押往伪满洲国做苦力。

日伪军将四十余名壮年百姓押至平度县钟楼埠，用刺刀刺、**打后，又一个个推到井里溺死，最后还强迫老百姓把井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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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三年

民国卅三年二月廿一日，占驻冠县日军“扫荡”菜庄集，抢走粮食二万八千斤、耕牛四十头，打伤无辜群众近一百人，带走一百四十人，制造了“菜庄集惨案”。

民国卅三年四月十九日，占驻阳谷、威县、临清日本军对临清县下堡寺进行“扫荡”，用枪杀、刀挑、水淹等手段，残杀无辜群众二十八人，制造了“下堡寺惨案”。

民国卅三年六月廿七日，占驻茌平、博平、聊城、阳谷日本军对平城南三区实行血腥扫荡，残杀无辜男女群众一百三十四人，制造了茌平城南“六二七惨案”。

民国卅三年七月七日，占驻阳谷的日军**与阳谷相毗邻的刁坊村，凶残成性的日军用刺刀挑死、挑伤无辜群众十八人，制造了“刁坊血案”。

占驻馆陶日本军偷袭堂邑县王二大寨，将藏在地道内的二十九名群众杀害，有三日户人家被杀绝，烧掉房子七十余间，制造了“王二寨惨案”。

民国卅三年八月，日军闯进毛坊，用刺刀刺杀了无辜群众王怀如，吓死了王文田，抢走十四头牛，制造了“毛坊惨案”。

民国卅三年九月，侵占阳谷日军到七级一带“计伐”，抢粮七百余斤，牵牛十一头，抓捕群众六人送往外地当劳工，至今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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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三年十一月廿一日，侵占驻店的日伪军组织特务部队（称三角部队），包围田镇北东北的尹家、傅家。次日冲入村里，逢人就抓，杀害村民二十四人，其中有十名老人被集中在一个院里，点起木柴活活烧死。

民国卅三年十一月廿四日，莱、平两县日伪军包围西洼子村，村中民兵及群众转移地道内，日伪军向洞内塞草点火、放毒气，共毒死杀害三十三人。

民国卅三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别警备队一四八零部队第三中队菊本小队伍长江头，带领特务多人，于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九日和十一月廿一日，先后三次在仄城中小学逮捕教师四十三人、职工三人，全部押到日军宪兵队。在押期间，日军经常对他们实行各种严厉的酷刑。不久，有七人被释放。其余的人有二十九人被押至济南“新华院”，十人被押送北京“兴亚院”。被押至济南新华院的二十九人，在四个月时间内，即有七人遇害；在北就“兴亚院”的十人，也有七人死在里边。另有一人出来后因抢救无效死二医院，一人死于家中。只有一人生还，为当时群众呼作“九死一生”。

民国卅三年，占驻馆陶日军偷袭英烈屯，刀砍、枪杀无辜群众四十余名，制造了“英烈屯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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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卅四年

民国卅四年二月四日，盘踞在惠民城内的日军三百多人，换成便衣，于深夜出发，偷袭打箔李路村。清晨，日军冲进村子，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杀死居民三十多人，其中路其坤一家五口人，被日军杀死四口。路景水一家四口人，也只幸存一人。另外全村还有十余人被日军杀伤。惨案过后，村里村外，死尸没有人抬，到处是血迹斑斑，家家房屋着火，处处冒着清烟，一片惨象。

民国卅四年二月廿日，日军“扫荡”了枣棵杨庄，残杀了村民和民兵三十一人，伤二十八人，抓走青壮年二十八人，烧毁房屋一百二十余间，烧光了全村的全部柴草约六十万斤，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枣棵杨惨案”。

民国卅四年五月，临清日军袭击堂邑北王二寨，用刺刀挑和枪打杀死三十七名无辜群众，制造了又一次的“王二寨血案”。

民国卅四年六月二日，日军偷袭冠县王二寨，施用各种恶劣手段，杀害无辜群众二十三人，三户被杀绝，烧掉房子七十余间，制造了“冠县王二寨惨案”。

民国卅四年六月廿三日，日军窜到博兴县三合寺村，集体屠杀抗日军民二十四人，其中有三人是三合寺村中的青年。日军还在村内**妇女，毒打平民，被其折磨的人和被奸污的妇女达二百余人。此外，日军还在村内宰杀了耕牛一头、猪三头、牵走毛驴二头，掠走面粉二千八百多斤、食油二百五十余斤、税务所现金五百多元，损坏农具六百多件。其余财物不计其数。这就是日军在抗战末期，垂死挣扎，制造了“三合寺惨案”。

民国卅四年，冠县日军偷袭程村，无辜群众被打伤多，七十二间房屋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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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窜犯位于青岛东北部的海阳县盆子山区，在从西南到东北长达五十华里的六十一个村庄里，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当时，海阳县东圩口村被日军焚烧成一片瓦砾，惨状不忍目睹。各村之中，没有一间可以住人的房子，当时，村中每一口井每个湾里，尽都填满了死人。索格庄的一眼井深达两丈，竟被无辜受难的村民的尸体填满。此外，日军还将许多无辜的村民抓住，送到青岛，进行残酷迫害。

民国廿六年至民国卅四年，日军侵华八年中，在中国的大地上，实行三光政策，使我国千百万同胞惨遭杀害，无数的村庄被夷为平地，真是白骨遍野，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景象凄然。仅以薛城一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其数字不十分惊人：八年中，日军杀害薛城地区的干部、群众一千八百七十二人，奸污妇女三百八十四人，烧毁房屋一万零六十五间，抢走粮食四百四十万斤，抢杀大牲畜一千零六十三头，抢杀猪羊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四头。这笔笔血债，将永为薛城人民牢记心中。

日军侵华的八年期间，临朐沦陷于敌斤，受到空前的浩劫。当时盘踞在临朐县的日、伪军计达二万余人。日伪在临朐县境内杀人放火，无恶不做，所犯下罪行，罄南山之竹，不可尽书。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间，全县原有三十八万人，被日、伪杀害者及因饥饿而致死者达达十万人之多，全县背井离乡者十六点八万，骨肉分离，典妻鬻子者一万四千人，最后全县只剩下八万人。人民灾难之深重，古今中外，罕见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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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军全面侵华的八年中，对中国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铁蹄所至，山河变色。仅以其在临邑县境的罪行计，据已查到的有关资料记载：在日军侵入临邑的八年中，全县有二千六百六十八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一万零三百八十六间民房被日军纵火烧毁，一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七株树木被日军砍伐，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三头牲口被日军牵杀。其中，民国廿六年冬日军仅在牛角店一个村就打死打伤无辜村民八十余人。民国廿九年日军闯入张仙伯村，烧毁民房四百余间，并将全村的牲口、粮食、财物掠劫一空。民国卅一年，日军纠集一千余人，到孟寺乡徐店子村大肆抢劫，临走时还将全村的房屋全部烧毁，掠走群众一百余人，并在途中枪杀了七人。另外，日军还在盘河、小王庄、姜坊子、大杨家、刘庙、柳家、于家寨、明家、来家、杨斜家、大孙家、南北庄、岳店等许多村庄进行烧杀，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抗战八年中，日本军在邹平、长山两县，屠杀、伤残、捉走一万零九百零八人，烧毁破坏房屋一十五万九千零三十间，抢劫衣服被褥一百零八万八千三百一十二件、粮食六亿一千零二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二斤、大车五百七十八辆、小车三千七百四十三辆、牛五千一百七十四头、驴三千六百二十五头、马四百一十四匹、骡十二匹、羊三万六千五百二十四只、猪一十六万二千三百零七头、鸡二十万零六千二百四十四只，毁坏林木三十七万五千零五十七棵，抓民夫出工一百三十三万八千零一十五个。其中日军仅在西董乡下回村烧毁房屋三千五百一十间（全村共有三千六百余间），抢掠牛骡一百余头、猪一百余头、羊五百余只，全村一百一十八户，被杀害八十余人，伤残九人，被奸污妇女十二人。

抗战八年间，日本军对郓城人民残杀、掠夺，骇人听闻。全县干部群众被抓捕后惨遭杀害者二千六百六十六人，被敌特暗杀一百三十九人，被抓壮丁七千零五十八人，遭毒打致残者五千四百八十人，流离失所者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八人，流亡失踪者二千四百六十九人，另有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五人因病饿而死。仅在民国卅二年九月，日军在季刘庄半小时内残杀老百姓十九人。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杀害五莲县民众一千八百二十二人，其中刺死六十五人，枪杀九百二十七人，烧死六人，狼狗撕裂八十九人，活埋九十八人，受其它刑罚而死的四百五十人，被抓做劳工折磨而死的一百八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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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解放区八年抗战中人民损失：死亡八十九万五千七百一十四人，伤残一百六十一万零八百八十三人，被抓一百二十六万人，鳏寡孤独二百三十万人，被烧房屋五百八十万间，损失牲畜二百九十万头（据民国卅五年四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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