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像我这样有文化的清华学子的情怀，我那笨爹是不能懂的。他知道的，就是喝酒少说话。还别说，就他这点，真有人喜欢，比如张庆余。

打那次“别野”会晤之后，张庆余没事就溜到我爹那里，依旧摸着黑，依旧老醋花生就酒，依旧是张庆余说我爹听，格局一成不变。直到那天，我爹多说了一句，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张庆余听了后半天说不出话来。

“要打大仗了。”我爹说道，“日本人要在北平南边和北边动手。”

那会，北平很短的春天刚过去不久。北平城周边的日本鬼子开始换了短袖，太阳旗下，一向爱咶噪的老北京，也烤得张不开嘴，干闷瘪着，一声不吭地在街头巷尾喝大碗茶。心，烦；茶，凉！

“具体突破口在哪，知道吗？”张庆余小声地问道。

“我也只是看了两张，后面的作战路线没看清，但是有二十九军的字样。阴粪坑回来得太快了，我来不及。”

那天中午，殷汝耕让我爹去**员那里取一份文件。偏巧那天阴粪坑闹肚子，我爹去的时候，他在粪坑里蹲着呢，于是，他趁机把放在抽屉里的文件夹里翻了一下。这种事，我爹可没少干，我星火伯伯不断往西边送的情报，都是这样得到的。

那天，我爹看到的是一份日军发给伪政府的征粮通知，绝密级的，阴粪坑已经翻译好了。我爹一看，好家伙：日军要和二十九军打仗，让伪政府准备好军粮配合部队行动。

那时候，日军大部队主要驻扎在通县，与二十九军对峙着，后勤保障都由殷汝耕的伪政府负责。从日军要求的粮草供应路线上看，是往南和往北两个方向。

这份情报，我爹是先向星火伯伯汇报的。“你找个机会，告诉一下张庆余，看他什么反应。”星火伯伯总认为，那张庆余虽然已经脱离了国军编制，但和国军那边还有联系渠道。

事实上，星火伯伯猜得一点都没有错。这张庆余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一直保持着联系呢，之所以想方设法让我爹当上殷汝耕的保镖，就是想利用我爹获得一些情报。只是，宋哲元一直就不太相信张庆余，总把他当汉奸对待，所以，张庆余经常感觉自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

我爹的情报，第二天张庆余就得到了验证：保安队收到加紧征集粮食的通知，只不过，通知内容里说的是极其简单，没有说具体因由。

于是，张庆余就利用他的渠道，把这一情报送到宋哲元那里。只是，这一回，人家依旧是不太相信。那时候，日本人还在和南京政府打太极拳，搞什么和平协议继续版。顶着保安队队长帽子的张庆余的日子也不好过，日军欺压他们，国民党军不相信他们。按我太奶奶的说法，这叫姥姥不疼，奶奶不爱，只能去他娘的。

1939年7月7日那天，我爹的情报得到了证实：日本军队在丰台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侵华战争全面拉开序幕。

正如我爹所说的那样，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西南方向出击，另一路则从昌平南口突击。二十九军和二十军团将士浴血奋战，但终因实力不足加之准备不够充分，虽然予以了日军重创，但依然节节败退。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张庆余再次半夜潜入我爹的“别野”。这一回，他没有带酒来，连我爹给他准备的酒都没有喝一口。他来，只是提了一个要求：“我要见张星火！”说完他就走了。我爹看得出来，那天张庆余心情十分沉重，好象有万斤重担压着他喘不过气来一样。

说完话，张庆余就着急走了。虽然他知道那天殷汝耕并没有在家里，我爹刚刚被放了一个“小长假”。他要是和我爹喝酒，高声骂上几句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还是走了。唉，这人啊，心里有大事，喝酒喝起来也没劲了。这滋味，我懂，我太奶奶不讲故事的时候，我吃我娘奶都没兴趣。嚇嚇，好在我早断奶了。

仗开打了之后，殷汝耕忙得不行，各种大小会议开个不停，我爹本也该跟着忙。但是，殷汝耕却放了我爹一个小长假，让我爹回张湾呆了两天。因为那几天他要参加一个封闭会议，中间任何人不允许离开会场。日本人的地盘里，像我爹这样的保镖，根本不让进，所以闲着没事，正好让他歇两天。

当天夜里，我爹就溜回了张湾，并在苇荡子里找到了星火伯伯。正式开战后，反正脸已经撕破，为了肃清后方敌对分子，日本特务机关正凶狠地抓人，比老蒋当年“宁可错三千，不放过一个”还要凶，通县好几个抗日人士被抓。星火伯伯是得到我爹的情报后，有预见，所以和他的几个同志，早早地躲进运河湾子的苇荡子，算是躲过了这一劫。

见完星火伯伯之后，我爹回家住了半宿。好遗憾，那天我又听太奶奶讲故事累了，妹妹到我家报到的隆重仪式，我连尿坑或者嚎两嗓子表示欢迎都没有。不过，也许正是我的缺席，才没吓跑她。还好，第二天太阳晒屁股的时候，枕头边那天津麻花的香味，向我报告了好消息。我爹当了殷汝耕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断有人给他送好吃的，基本都归我了。我妹妹就没赶上好时候，等她出生时，天都已经变颜色了，运河水也不流了，我们家也不住在张湾了，哪来的好吃的。嚇嚇，做人嘛，最重要的是要知足，像我太奶奶那样，一杆旱烟，就能烧掉所有的忧愁。

我太奶奶抽旱烟，就是在张湾打仗那天开始的。

故事讲到这里，我才知道，那杆长烟杆大铁头的旱烟杆，其实是我太爷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