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老李是个爱子之人、护犊之父，痛定思痛，他没有处罚四郎，因为他知道处罚改变不了四郎的熊性，他再熊也是他这个父亲生养的，无可奈何啊！

况且，四郎对他的皇权皇位没有任何威胁，至少他认为是这样的。

再说了，李渊不处置四郎也是有“律法”依据的：时年16岁的李元吉属于未成年人，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晋阳遂告失守。

紧接着，刘武周与宋金刚联合又攻陷了晋州，进逼绛州（山西绛县），直捣龙门，兵锋所至，横扫黄河以东。

霜上加雪的是，唐属夏县吕崇茂响应刘武周，杀县令举兵反唐；原隋将王行本据蒲坂（山西永济西南）也与之乎应降刘宋。

至此，山西大部尽成刘、宋之地盘，李唐在黄河东岸就只剩下晋西南一隅之地了。

河东危急！长安危机！关中震惊！唐廷震骇！

唐高祖李渊这下子真是吃了苦杏吃黄连———苦上加苦，而且是木匠带夹子———自作自受了。

如果不是出于自己想在儿子之间和臣子当中玩平衡，那也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呀！就像从举义至今已经数次表现出来的德行那样，他此刻急急如热锅蚂蚁、惶惶似遇猫之鼠，未经朝议就先颁发了“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的手敕，第二回表现出了投降主义的懦弱。

朝臣们惊骇无比，他们可以理解皇上因为丢失龙兴之地的惊慌，但却无法理解作为君主，怎么能够在才丢失了一块地就决定放弃护卫京城的关隘！怎么能够再尚未做出殊死奋战之前就言投降！他们期盼着皇上升朝议事，更加期盼着皇上能够顾全大局，启用秦王李世民。唯有如此，大唐可保！

本来，李世民因为李文静事件而感到心灰意冷，他尽量避免与父皇和太子见面，甚至都不想过问朝事。

然而李世民还是李世民，他的名字已经定义了他的使命！

得知晋阳易手刘武周、山西沦陷宋金刚，而且父皇还打算放弃河东的懦弱决定，李世民震惊了，他不能够再沉默下去了！

他原本完全可以借此机会上书要求裴寂为山西的丢失而承担责任，从而为刘文静报一刀之仇，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是觉得自己不能够因为刘文静事件而“消极怠工”，在国家危难之际，在父皇需要之时，他必须放下个人的怨愤，抛却个人的意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百姓苍生为怀，主动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他急匆匆地从长春宫赶到长安，甘冒争功之嫌、违逆之罪，极力劝阻父皇放弃投降敕令，即可召集大臣们上朝，紧急商议退敌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