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对自己的分析方法以及分析结果都相当满意，甚至相当得意，他觉得一个帝王的首要任务和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对臣子和家人有一个充分、深入和清醒的了解，这样才能够掌控他们，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及时制定行之有效的高明的对策。

李渊就是如此这般地带着矛盾的心理在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家，或更具体、更确切地说是大郎和二郎之间的关系。

他坚信皇帝的水平就在于摆平，必须能够摆平各种事务，甚至意外和危机。而针对维护和稳固自己的皇位而言，其实对策无非就是保证两个平衡，或者叫做制衡。

第一个是保证大郎和二郎之间的平衡，让他们兄弟俩互相牵制所和钳制，使到他们之间的强弱差距此消彼长。

原则上，大郎的储君位置不能动摇，至少现在不能，那是一国之根本。也因此，拼命的事情绝不能让大郎去做，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应该多让二郎去做，这样一来还可以让二郎多立战功，对大郎也能够起到一个制衡的效果。

第二个是保证二郎的心态平衡。

既要依靠二郎的才能，又不能够让他功高盖兄、甚至功高盖父。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让他包揽所有战事，而且应该有的放矢，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让他领兵出征，打仗的事情该让臣子们去干干。什么时候要用到二郎，就必须给他足够的权利和荣耀，以防他心理不平衡。

带着如此这般的矛盾心态，李渊采用了一种政治平衡术，或者说是利用一种政治力学来维持太子和秦王之间的平衡和稳定，至少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和稳定。这是他的既定方针，也处理家事国事的行为指南。

任何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或夺取，都离不开血腥杀戮，因为对手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拱手相让，就连原本并非对手的“吃瓜群众”也不会坐视不理，他们往往会随形势而转换角色，从“吃瓜群众”摇身一变，成为对手。

刘武周对之于李唐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会变的“吃瓜群众”。他原是隋马邑鹰杨府校尉，义宁元年（617）二月，他因为睡了自己的顶头上司马邑太守王仁恭的女人，在奸情不慎暴露之后，立起杀心，直接谋害了已经被他戴了一顶绿帽子的上司，并乘着农民战争蓬勃发展之势，起兵反叛，依附突厥，图谋帝业。

刘武周率军先后攻占雁门、楼烦（今山西静乐）、定襄（今内蒙古西北）等郡，被突厥立为定扬可汗，刘武周亦自称皇帝。

到了武德二年三月（619年4月），刘武周欣然接受了女婿宋金刚“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的建议，率兵2万，借助突厥的力量南侵并州，进军晋阳。

四月，刘武周驻军黄蛇岭（今榆次北），距晋阳近在咫尺。

并州总管兼晋阳留守李渊四子齐王李元吉遣车骑将军张达率军抵御，结果不出一个时辰，全军覆没，还真有点孬种手下无强将的写照啊！

刘武周借机先后攻占榆次（今属山西）、介州（今介休）及石州（今离石）等地，长驱南下，兵逼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