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父亲把商店的门面房卖给了政府，当时买房子的工作人员知道他曾是商店的老板后；希望父亲来他们所在的商业部门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国家很需要懂商业的人。可是父亲没有同意，他告诉过我是害怕国民党打回来被杀头。还有一个原因是给的工资按小米计算，父亲算了一下觉得钱太少。

父亲说后来他们的首长还亲自登门来请他，可当他见到乘着吉普车来的首长脚下穿着的一双草鞋时；心底下总觉得这些人成不了气候，于是婉言拒绝了参加革命工作。当初如果同意了，我以后的家庭出身就不会是资本家了，有可能成为革命干部了，哈！一念之差，父亲没有混入革命队伍。

在建国初期，国家还没有取消私人工商企业，父亲便又回到天津收购了一家十几个人的小织袜厂。父亲一直经营的是商业，对工厂管理不太懂；而且是性格温和宽容的人。我听母亲讲过，父亲开商店的时候，下面的伙计是经常往家拿商店东西的。

可是父亲也有他精明的管理办法；他没有当老板，而只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合伙人。父亲把厂房和设备通过和工人协商收取合理的租金；将工厂的经营权承包给大家，所得的效益直接和每个人挂钩。工厂的管理工作交给大家叫做李会计的人负责，父亲的工作是负责采购和销售。父亲和工人们一样开工资；而且一定要按大家的平均工资领取。李会计负责管理，财会工作之外，还包揽所有的后勤辅助工作；小时候我见到母亲也经常给他帮忙干活。

这样大家都在给自己工作，积极性很高，收入都很可观。工人们和父亲的关系很好，我记得公私合营后他们多数回老家农村了；每当他们来城里时还经常拿着家里的土产品来看望父亲。公私合营后，李会计和父亲一直留在集体厂子里工作，李会计后来成了厂里的领导。

父亲在公私合营后，拒绝担任管理工作，坚持要当一名普通工人。他什么技术也不会，于是安排他一个最简单的工作，给袜子贴商标；这个工作他一直干到退休。

我记得小时候因为街道拓宽，工厂的前面房子拆掉了，后面的房子除了我家原来住的，其余的成了合营集体厂的办公室。后来父亲还主动让出家里住的部分房间给厂里当办公室。

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来一些情景；一个应该是后来叫做大鸣大放的运动，当时院子里竖起木竿，再钉满苇席，苇席墙在院落转了一个圈，上面贴满大字报还有漫画；这给儿时的我和小伙伴有了捉迷藏的好去处。

还有一个就是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大人们在院子原来种花的地方用砖砌成一个炉子，夜以继日的守候着炼钢炉。好像费了不少周折，一天夜里，炉口终于流出不知是钢还是铁的红色液体；人们开始高兴的欢呼着敲打起锣鼓。

可七八岁的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父亲把家中最大的铁制品，我的单人床送来炼钢，害得我后来一直睡在用木凳搭起的板床。记得那张床的床架是酱紫色的烤漆，制作考究，欧式风格，听父亲讲还是德国货。

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的做法似乎很傻。可当**来临；他的一个个老朋友被挂上反动资本家的牌子游街批斗时，——而他却安然无恙。

腾龙公司原来的厂长和工程师都走了，王老板现在是弄来了四个人接替，可以说花费的工资增加了，工作效率却不比从前。

冯工在机加工技术方面挺全面，但在管理方面很不擅长，年岁也大了，如果让他一人接替厂长的工作还是有难度。王老板也只好用两个顶一个的办法，维持眼下的事情。

那天老冯正和我绘声绘色的聊起当年第一庄事件，他和工友一起拿起钢管上街的情景时；我的手机响了，上面显示的沧海区号家里的电话，我慌忙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电话里传来老太太焦急的声音，“郭金富打过电话来了，说纪检委找他谈话了；他说你如果再举报他就通知法院来找我要他的十八万。我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他的事和我没关系了。郭金富说那十八万可是离婚前的事，我还得找你要，还说些威胁我的话。我求求你了!别和他们再瞎折腾了，你就让我消停两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