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是马鸿逵的基本信条。兵是马鸿逵的**子。所以他在统治宁夏的十七年中，几乎是年年征兵，扩充军队，征兵成了宁夏人民最大的灾难。据l935年宁夏**统计，全省人口为一百万零二千多人，到l941年普查人口，降至七十三万多人，到解放前夕，估计最多也不超过

七十五万人。而马鸿逵在解放前夕的军队，有步兵三个军，骑兵一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及马鸿宾的八十一军，约在十万人以上。这样，宁夏每七个半人中即有一个兵。因而宁夏的兵役就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暴政。

在1940年以前，马鸿逵每年征兵一次。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0年三年中，共征兵三次，兵额二万五千余人，加上每年补充逃、亡的数字，共约二万七、八千人。当时全省壮丁总数约十四万人，平均每五个壮丁中即有一人应征。1940以后，则往往年征二次。从l941至1948年的八年中，共征兵达十二次。在

征兵期间，有的雇佣充数，有的贿谋规避，有的自残身体，或举家逃匿。1938年，平罗姚伏堡一农民为避当兵，把自己弄成哑吧。1940年，中卫李尽忠服食大量巴豆，腹泻脱水而死。1943年，王洪堡(今望洪)一人自己砍折右腿。1948年，保安处一新兵自剁右手一个手指，马鸿逵又以逃避兵役罪将其枪毙。此外，用针刺破眼球，用石砸去门牙，用毒药糜烂下部伪造梅毒，以及用其他办法躲避兵役者，常有发生。但是马鸿逵的手段更毒辣。征兵令下，全省部队、保甲一起动员，四处抓兵，一时路断人稀，如临大敌。兄逃弟替，父死子承，一户跑则一甲负责，一甲无兵则全保公摊，真是殃及九族，祸延乡里。

马鸿逵初期征兵，曾规定每户有十八至二十五岁合格壮丁者，三抽一，五抽二；后改为十八至三十岁；再后，改为十八岁至四十岁；最后，因兵源枯竭，竟改为十五岁至五十岁。先是按壮丁抽，后来改为按丁抽，即父亲合格，家有幼子，即为双丁，是所谓“大配小，小抬大”的奇特办法。老的拨辎重兵团赶大车，小的拨“觉民学社”学唱戏或充勤务兵，轻微残废的抓来当马夫、伙夫。

农民苦于兵役，无法生活，有全家逃跑的，也有全村逃跑的。l941年，金积县马家高庄马生明兄弟数人，将房屋、家俱、土地全部遗弃，逃往包头。l942年，中卫李姓将地契贴在门上，全家逃跑。同心县王家团庄原有居民一百余户，解放时仅剩三家孤寡。1935年，同心全县人口为四万二千余人，到解放前夕，只有一万八千余人。

由于兵源枯竭，雇兵现象普遍发生。最初雇兵一名，需小麦三四十石，或银币百十元。后来竟涨到小麦八十至一百石，银币二百至三四百元。为了笼络兵心，乡保并须付给兵家优待金（也叫要兵粮）。优待金一般每兵小麦二十石，土布五匹，均按户及地产分担。

马鸿逵的兵营更是人间地获。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疾病无医药，加上繁重的操练和劳役，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有些不堪于兵营的非人待遇，怀念家庭，日夜思逃。逃兵成了马鸿逵军队的一大威胁，也给宁夏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马鸿逵鉴于士兵大批潜逃，严令各县配合部队抓捕逃人员。搜捕不到，以其兄弟顶替，无人顶替的，就对逃兵家属或雇主严刑追逼，令其寻找本人，或出钱另雇。原兵主无钱雇兵时，则由所在的甲或保共同负担。再跑了再雇，故民间有“兵根是挖不尽的祸根”之说。有的巨商富户，有雇兵达一排之多的。据

中卫一县估计，前后所征正兵约一万多人，而征补逃兵数达两万人以上。人们惧怕亲邻出逃兵受牵连，竟到了所谓“不怕邻居出人命，就怕邻居出逃兵”的地步。有的地主富商，更以所雇之兵死亡为喜事。所以当时宁夏流传着一首凄凉的民谣：“听兵逃，心飞掉，款子逼得要上吊。保阎王，甲小鬼，没有兵款了不得。”

兵逃的愈多，马鸿逵**的手段愈毒辣。l949年，马将保安处征来的新兵，全部集合在银川东教场，召集全军营、连长逐一挑认（即潜逃后又受雇充兵的）。从宪兵连和特务营选来一批打手，每四人一组，把挑出的逃兵一百余人，都重打“背花”，一时哭声四起，血溅遍地，惨不忍赌。1947年，马一次将各部

队逃兵集中银川枪毙，事先印制“咎自由取”纸条，枪毙后将纸条卷成细卷，逐一塞于死者头上的枪眼里。马对在场的官兵说：“今天枪毙的这些逃兵，都是咎自由取。”1947年，马鸿逵命他的儿子马敦静率马部主力去援榆林，在袁大滩被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击溃，马部第一纵队保四团全部被歼，其他各部亦

多伤亡潜逃。返宁后，马将潜逃捕获者全部枪毙。缉捕不到者，官一名罚原兵主补兵五名，兵一名罚三名。保四团有灵武县朱桥的一个兵在袁大滩阵亡，县府亦罚他家出兵三名。其父多次哭诉无效，便去袁大滩抬回死尸，才得了事。马因这次追索逃兵又增加了一团新兵，老百姓叫这个团为“讹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