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把实际征收的土地税和盐税合计，则甲午战前中国农业人口承担的赋税额约为1亿两，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也接近5%。

与之相较，日本民众要上交土地产出的25。5%的税率依旧是其5倍还多。

而在具体数量上，晚清中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负担约0。1795两白银，而日本人均承担赋税换算后达到1．67两白银。也就是说每个日本民众所承担的赋税是中国百姓的近10倍。

与日本沉重的税率下还能保证民间社会的稳定，为近代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资金和环境相比，不啻为天壤之别。

与此对比的是，相对负担重得多的日本国民，却没有显示出有更大的痛苦，以及爆发更多的造反。

按当时汇率约1．5日元合1银两计，日本的农业产值为2．37亿两，**政府财政收入为0．588亿两，其中土地税收入为0．442亿两。而当年中国农业产值的规模约为日本的9．4倍，清廷统计的土地税收入仅为日本的77%，仅占当年0．8亿两财政收入的37%。

1899年前，地税一直是日本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日本政府靠长期推行以农养工的政策，才能使日本顺利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其榨取的规模和严苛程度，都让同时期的清朝望尘莫及。

同时，清朝的税率不高，全国平均下来，在3%-8%之间，估计5%左右。但现实情况却是政府往往每亩加征2-3厘，都会引起农民和地主的强烈反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相对负担重得多的日本国民，却没有显示出有更大的痛苦，以及爆发更多的造反。

相对剥削少得多的清朝一方面对于国家财富的聚集能力远差于日本，远远无法满足近代化对资金的要求。另一方面，清朝稍微一点的增加税收就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这使清朝的国力始终只能维持在仅仅足够日常开支的水平上。与日本沉重的税率下还能保证民间社会的稳定，为近代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资金和环境相比，不啻为天壤之别。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本的农业生产率远高于清朝中国。当日本农民交掉了高出数倍的赋税之后，他们剩下的部分比清朝农民还没有交税前的总收入都高。

甲午战争之前的1887年，中国的人口为4．015亿。20世纪初中国非农业人口也仅占总人口的8%。因此，188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至少为3．6938亿，而当年农业产值为22．30亿两，平均每个农业人口产值为6．077两。当年全国实际征收的土地税约0．7亿两，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负担约0．1795两。也就是说，扣去负担之后，平均每个清朝农民剩余的部分是约5．9两。

而1887年日本全国人口为3870万，农业人口的比重是77．95%，即农业人口为3017万。按农业产值2．37亿两计，则农业人口人均产值为7．88两，人均承担赋税1．67两。扣去负担之后，每个日本农民的剩余产值是6．21两。这个数字已经比清朝农民没交税前的原始收入6．07两高了。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日本的粮食产量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有了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达到14％以上，到十九世纪初则增长了24％以上。由于贡租率没有增长，增长了的粮食都留在了农民手中，从而使农民手中出现了剩余。日本农业人均产值约为中国的1．23倍，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这就为承受较重的赋税负担创造了条件。

直到20世纪2、30年代，中国的水稻亩产量才勉强超过明治时期的日本。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朝，农业已经陷入了一种困顿的境地。即使在中国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

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和一定区域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总的来看并未提高，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亩产量相比，还有一定的下降，这可能与战争和灾荒较多有关。这种发展迟缓的农业注定不能支撑农民的富裕。

相比之下在19世纪，日本的粮食亩产量要高于其他所有亚洲国家。而且从幕府时代到明治维新后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劝农政策”，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到1880年，日本转而重视本国传统的农业经营方法和经验，创造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生产方法和技术——“明治农法”：改革耕作制度，鼓励使用牛马等畜力代替人力。改进农业工具，并由此形成两种系统的农业地区。短犁马耕法流行于九州北部、东北和关东一带，长犁牛耕法则在近畿、濑户内海地区普遍使用。通过选种、育种，培植出一些耐寒、抗病和抗药性较好且产量较高的水稻良种。开始大量使用商品肥料。

而与此同时的中国，农民对于近代农业科技根本一无所知。直到20世纪2、30年代，中国的水稻亩产量才勉强超过明治时期的日本。因此，出现日本农业人均产值约为中国的1。23倍的情况可谓顺理成章。

发达近代国家民众负担是清朝数倍不罕见。日本民众承受的负担并不是最突出的。英国民众的负担比日本还高多倍。

1874年，英国人均财政支出是中国的261。07倍。这正是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和综合国力已大大高于清朝的体现。英国收入的绝大部分是通共公债获得。惊人的261倍中，公债的收入占90%以上。

所以说，国债制度最大的创新，就是把一部分税收变成了国民投资，变成了政府对国民的负债，从而使政府的行为受到了投资者的约束。相比之下，日本利用公债获得政府收入的规模比英国小得多。当相对于清朝，也是足以令大清户部瞠目结舌了。

相比之下，清朝百姓还处于中世纪的臣民国家中，他们没有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只有纳税、供养官家的义务，只能服从和效忠于君主和朝廷。

能不能把婆罗洲上的人凝聚在兰芳旗下，就看怎么干了。良种能从越南、柬埔寨弄来，贺公子不愁，倒是想起了肥料。石塘洲占领的那些海岛上……哈哈！鸟粪还是不缺的。就叫都麻翰组织人手开采鸟粪，卖到婆罗洲来。

土地面积大了，很自然人手不够了。婆罗洲是殖民地，人手本就缺，现在工厂矿山都要人，农庄的人手越发紧张。那么农机具和牛马牲畜的需求就自然上来了，农机具作坊的活计排的满满当当，大牲畜供不应求。

贺公子的研究所出图呗，反正美国的畜力机具是现成的，做出来不合适再改呗。还没等出来，就有消息灵通的农户上门了，就要试用品。两下都乐意，第一批全部免费使用一季。

等到贺公子研究所的一批图纸卖给几家机具作坊后，那边加班加点，这边又有新机具落笔了。种了不是还得收吗？收了还得脱粒呀……

用上了机具和牲口，谁还愿意用手自己干呀，干不过来呀！本来海盗们就不是种庄稼的好手，有了这么多的地，自然愿意用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