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德川家康的时代禁教更为厉害，很快就招至教徒反抗的“岛原之乱”。此番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可能藩士们会很快回忆起日本的岛原之乱，于是对“长毛”甚是痛恨。
天主教16世纪在日本曾广为传播，17世纪初开始被禁止，1613年，江户幕府发布禁教令后，天主教更被视为非法。连“千岁丸”的航行十四条规则中，有一条便是禁止传播异教，乘员本人也不准信仰异教。武士们则普遍视洋教为邪恶，访沪的藩士们当然也以此种眼光看待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人信教深感困惑和不满。
高杉晋作的“夷狄夺人之国则先取其心”的说法在日本历史上曾有先例，也确实是西方列强常常干的事。
作为通商五口之一的上海，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口岸。英国驻上海第二任领事阿礼国，在就任第二年——1847年呈递的一份报告中，把鸦片走私纳入上海贸易之中。
当时鸦片走私不是在租界内进行，而是在停泊于吴淞口的趸船上进行的。在上海进出口贸易额中，鸦片所占比重超过一半，1847年达63%，1849年更高达71%。在1858年以后，因有条约保障而规模更大。
而日本则较为幸运，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固然也有商人参与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其规模仅次于英商，但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1853年率舰队逼迫日本开港的柏利，亦宣布禁运鸦片。与日本幕府谈判时，便把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写入《日美和亲条约》。继美国之后与日本签订条约的英、法等国也只得沿袭美日间的这种禁运鸦片的先例。因此，日本开国之际避开了鸦片之祸。故后来伊藤博文说：“与一国立善约，则他国遵之”。
访沪的藩士们当然特别震惊于中国的烟毒泛滥，日比野辉宽在与中国官员华翼纶交谈时，即劝华氏出来挽救局面，“鸦片、**之有害于国家，不鲜少，今也公行，然而往往看饥饿之人，兄何不献白而救之？”
华翼纶：“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之一叹！”
华翼纶身为县令，又曾率兵多次出战太平军，在与日本藩士交往时，颇有豪迈气概，但言及救治鸦片之害，他却自叹无能为力，足见此害之广、之深，绝非一般性呼吁和举措所可挽救。清国近几年有很多人吸鸦片烟，官府最终也无法制止。现在在上海以道台吴煦为首的官吏也都吸鸦片，就连痛论鸦片之害的沪上名士王韬，也是瘾君子。
上海既是鸦片贸易中心，也是巨大的鸦片消费市场，时称“上海烟馆，甲于天下”，租界中大小烟馆，数以千计，官民吸食鸦片相当普遍，上海官绅出入烟馆，又在家中自备豪华烟具，平民缺钱，甚至讨取烟馆洗刷烟具的残水饮用，以解烟瘾。无论官绅，近半数的上海成年男子吸鸦片，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
1818年美商沙墨尔·罗塞尔在广州创立“罗塞尔公司”，俗称“老旗昌”，1824年改名“旗昌洋行”。代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中国推售商品，采办丝茶，还是靠鸦片走私发了大财。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除，旗昌势力伸入各通商口岸，早期驻华领事几乎都成为旗昌洋行股东。买办商人出身的苏松太道吴健彰也投资该行，为其七大股东之一。
就是由于兰芳的介入，原本1862年3月27日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延后了几个月。当然现在也有了兰芳的资金，这也是兰芳第一次海外投资。珠江伍家的面子，谁敢不给？兰芳国怎么不济也是一个外“国”呀！加上常胜军的关系、竹网龙堂的背景，兰芳从美国、南洋、中国几个方向以不同名义向旗昌投资，有几家股东实际上也就是兰芳的代理人。
有钱就是豪横，旗昌经营的范围从鸦片走私迅速扩大到几乎所有进出口贸易，一个接一个的建码头、仓库、以至开办机器缫丝和焙茶等厂，就在十六铺建造旗昌轮船码头，开办汉口、宁波航线的客货营运及陆上仓储，选择靠近华商的地段建了一个300英尺的码头，还有总容量三万多吨的仓栈，一家伙拥有附近金方东、金永盛、金益盛四处码头。很快在沪粤、长江两大航线，独持牛耳。
兼着旗昌轮船公司特别执行董事身份的兰芳特使罗继麟再次与华尔会面，关于全面为洋枪队进行后勤采购和转运的事情洽谈。
对于为洋枪队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事，倒是让华尔很感兴趣，原有的船只分属不同，新旧快慢不一，加之清国办事效率低下，每每忙中添乱。如果有人把这块承包下来了，依旧是这些费用，确实减少了很多麻烦，又保证了战事之需，兰芳之前的能力，他也见到了。没说的，双方三谈两谈就签了约。在洋枪队营地还一起检阅了仪仗队，这也看得出华尔对于后勤的重视。
船队果然卖力，旗昌公司单独开辟出一支船队，专为常胜军运输，洋枪队上下无不赞赏，满清官吏嘛？洋枪队说好，没有贻误军机，李鸿章点头了，军机处都夸奖了几句，谁还能说什么？
开始常胜军运输船队也没挣什么大钱，为打通各个关节送的礼也不在少数，可船员船队可是练出来了，活干得好，借着机会又把常捷军、常安军与定胜军的后勤一块拉了过来。四支洋枪队的买卖一块干，这就赚海了，想抢行的不是没有，可谁有这个本事？就是抢了一支队伍的后勤，购买的价格上就没有优势了，再说在南洋这一块还得需要人家不是？
与几支洋枪队的合作，开展得相当顺利，半洋半华的兰芳船队，不管对内对外都有一套办法，由他们运送后勤补给的事情定了下来。
相关的货栈仓库、修船厂、船坞、零配件加工厂都起来了，船也添了好些。
火轮船有了，还需要大量的木船用于拖带，近岸海运也用得上，毕竟火轮船的成本还是很可观的。现在上海、崇明、通州、海门一带，已不乏拥有沙船四、五十只的船商。当时造船一只，须银七、八千两。这些大船商的资本，单是投在造船之上，至少在三、四十万两之间。这些大商人积累的巨额资本，不是一般手工工场主所能望其项背的。兰芳这几位一打听造船的行情就傻了，这也太贵了吧？
可是不在这里买船！上哪儿买呀？贺公子不知道，郑老大他们可是门儿清，暹罗。郑老大咧开大嘴笑了：“二十年前，华侨在暹罗投资制造的帆船，已达一百三十六艘，其中有五十四艘从事暹罗与越南、马来亚以及爪哇之间的贸易。有些还是我的兄弟呢。”
“你看大清朝的造船行不行吧？华侨在国外打造的船只，嘿！船体坚实，造价低廉。暹罗打造的船只便宜，每吨造价平均十五元；咱婆罗洲打造一只五百八十吨的大帆船，用银币四千二百五十元，就合每吨造价七元多一点。你问问，那些西洋人，有这价钱吗？找不到的。是当时南洋各国最低价儿。就比清国东南沿海的也便宜不是一点半点。他们一艘船7、8千两，还能有一千吨？300吨就算大了。”
“真的？”
“嘿，就去暹罗买船，就地造船，就地装上大米，外带木材、香料什么的运回来，又是一笔财。路费船资，镚子儿不花，还有赚头。”
“这事儿我去。”刘玉振自告奋勇，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小事一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