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工匠每天和红军人员吃在一起，受到红军的关怀和照顾。每过几天，供给部的负责干部带领工匠和帮手们，去到地主王中伦的粮仓里背粮食，作为为红军出力的报酬。

缝制皮衣，需要羊皮，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向群众购买；二是发动群众进山赶来地主老财的羊，这是羊皮的主要来源。仅我所了解，在水磨关范围内，群众配合红军人员赶来地主放牧在山中的羊约两三千只。不仅筹集了大批羊皮，还为永昌境内的部队提供了肉食。红军了解到我曾给地主放过羊，要我带领去赶羊。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先后两次进山赶羊。第一次由两名红军武装保卫人员掩护，和其他两名群众一起到地主陈世堂在五沟山中放牧的羊群里挑选了膘肥个大的羯羊200只，在水磨关宰杀了。第二次又到地主王中伦在南山的羊圈里赶来250只，150只送往县城，100只留在水磨关。我参军失散回来，遭到审讯拷打，地主王中伦逼我招供带红军赶了他的羊。

我们做皮活时，还见到红军供给部兵工厂雇请了地方铸、锻、铁工20多人，集中在王家西新庄、陈家铺院等处，协助红军工人锻打三棱长矛和马刀，铸造马尾手榴弹壳。当时金属材料缺乏，村政权配合红军人员到群众家中搜集废铜烂铁。群众也主动向红军捐助了不少生铁、熟铁、制钱等金属及一部分火药原料。

红军撤离西进时，经供给部的一位干部动员，水磨关、红庙墩的六七名青年一同参加红军，也随队伍西征了。部队经山丹霍城，到达民乐永固的时候与马家军遭遇，后续部队被冲散。我和一个红军战士与部队失去联系，回到家中。

因我们兄弟曾为红军做事，我又带领红军赶了地主的羊，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我刚回到家中，保甲长便将我们兄弟俩及红庙墩的王发信等17人捆绑，送到县城监狱关押。我哥沾染有吸食大烟恶习，半路上烟瘾发作，被保长推入冰河中算是了事。我们其余人被关押了18天，遭到审讯拷打。1937年春节刚过，我又被抓了壮丁送到祁明山旅当兵，与被俘到该旅的红军人员共同修甘新公路。抗战爆发后，祁旅调到陕西，因水土不服士兵死亡严重。我听到当年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驻在陕北，顿生再参加念头。于是串联了两个同乡逃跑到三原县，不幸又被国民党的一股骑兵截获。不久再次逃跑，几经周折直到1939年，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富山县参加了八路军，实现了参加红军的夙愿。

店员张学仁——

西路军到永昌时，我和王有福在王瑜的“复成功”商号里当店员。商号经营日用杂货，王瑜本人是当时商会的会长。

有位刘科长住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常来“复成功”店铺。我们经常早晚送洗脸水、送开水，还干些零星杂务活，逐渐熟悉了。

刘科长熟悉了“复成功”的情况，知道店铺里有收来的秋羊毛。他说：“奉首长之命，你们的羊毛拿出来，给首长们赶制毡靴!”我们给王瑜转告之后，王瑜找来了四五个毡匠，把收下的800斤秋羊毛拿出来，就在店铺院内设摊赶制。不到一个月时间，制成600双毡靴，交给了刘科长。那年冬天十分寒冷，地皮冻得都裂开了口。刘科长接收这部分毡靴时，说了不少的感激话。

部队离开永昌的前三天，刘科长对我说：“你们有啥事，赶快告诉我，不然我们走了就不好办了!”当时我们再没有什么事，只是红军刚来永昌时，把“复成功”商号的一部分账簿收到县党部刘科长的住处放着，我们当即提出要这些账簿。刘科长说：“你们的账，你们认得，到我住的那里找去!”我和王有福到县党部的一间屋子里如数找回了账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