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撤离永昌西进的前一天，黄部长做我和父亲的工作，要让我也参加红军，跟他一起走。但因老父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管，黄部长未能勉强。临走的那天下午，在去水磨关的路上，他对我说：“今天我们就要走了，以后还会回来的。”他鼓励我要坚持斗争，坚持革命。到水磨关后，我将骑过的那匹马交还给了黄部长。当天晚上，黄部长随同县城突围撤离出来的红军部队向西进发了。红军走后，我们西十里铺的几个委员还在曹家楼。大伙先看到县城北五当山的庙宇起了火，火光冲天，又看到西十里铺一带有几处庄内也出现了火光，水磨关河上的公路木桥也被点燃，割断了敌军紧跟红军的通道，减少了敌人队伍坚守的据点。

随着火光四起，大伙情绪也十分紧张。经过商量，决定离开水磨关各自回家。我沿着北河湾绕道回到家中，天已大明。从县城出来的邻居说，县城里参加红军的人员被马家军抓获的已经杀了三四个，现在还正在搜查抓人。我遂将老父亲和妹妹临时转移安置到张家老庄躲避，带领妻子孩子们逃到黄家泉岳父家中，昼出夜归，一直躲避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六日仍不敢回家。

我虽躲避，免遭皮肉之苦，但地方上的恶霸豪绅并没有放过对我家人的挖苦和家产的洗劫。云川镇镇长谢青云、副镇长宗敬斋，五龙区区长马百川等人，将我家中粮食、家具抄劫一空。父亲生活无着，这才逼迫我回到家中。父子俩找谢青云讨要粮食，不仅不理睬，反被谢轰出家门，便去找狄万川想个办法。我到狄的家中，才知道他也在红军走后遭到敌人的搜捕，打伤致残，释放不久，躺在炕上，还不能起身。他听了我的叙述，愤愤不平地说，必须想方设法跟他们斗争。说起谢青云抄家时抄去红军曾给我配备的一支冲锋枪，被他私藏一事，要我诉禀政府。晚上回到家中，我向父亲叙述时，不料被谢派去盯梢的人听去。谢青云连夜赶到县城设好了圈套。第二天我们父子进城时，被哄骗挟持到他家的油坊。县衙门派去的衙役早已做好抓我的准备，用铁绳锁脖子拉到监狱关押了58天时间，期间又遭到审讯拷打。直到后来甘肃省来了一个白科长到监狱检查在押人犯案情时，察看了谢青云、宗敬斋、马百川等人的诬陷状，才责令监所限两天之内释放。这一伙狗党怕我不服上告，唆使差役们逼迫我父亲请保释人，结具作保，保证不再上诉，这场冤狱官司方才罢休。

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李生荣——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农历），红军先头部队进占了永昌县城，立足未稳，就派出男女干部战士分赴各街道和城外附近农村搞宣传，稳定群众情绪，消除老百姓对红军的恐惧心理，调查了解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着手建立政权。

红西路军总部抵达永昌县城后，指挥部设在南街驴市街的天主教堂内。这条街的各街门都有一二挺机枪警卫。

第四天下午，分布在各街道做群众工作的红军干部，召集了县城内外工、商、农、学各界人士和几名地主豪绅代表近百人，在红军总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由在座的红西路军总指挥**、军政委员会**陈昌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治部的一位主任等，一一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并先后讲了话。其中那位右鬓有一紫斑的政治部主任讲话内容多、时间长，他讲道：“中国**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军渡过黄河，进军河西走廊，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联合起来打日本。”他最后又讲到红西路军要在永昌一带开辟抗日后方，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和推举临时政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