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公交车都会很准时地按汽车时刻表到站，但如果你错过一辆就得再等一刻钟，有时候有些线路还得等上半个小时。

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处就有公交车站，而且这车也是一刻钟有一辆的。

但到了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在外面站上五分钟都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与我男朋友在车站等车，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冻得眼泪直流，而我则缩成一团，也无法御寒。

而且本城经常下雪，冬天的时候，雪会堆得人一样高，一直延绵在路边。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里走，那时候才知道严寒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我男朋友说：“我的眼泪都要在眼睛里结成冰渣子了。”

我就笑着回答：“那好了，不用戴隐形眼镜了。”

一笑就发现脸已经僵了，表情一定十分奇特，不象笑，也不象哭。

好不容易等到车来，急忙逃上去。

坐公交车的一般都是有色人种，你很难在公交车上看见白人。

而在美国有色人种，一般就是指黑人。

黄种人在本城并不多见，所以，上了车后，乘客们都会默默地注视着你，象是在注视怪物。

而有些黑人十分放肆，他们会在车上大声唱歌，表情十分象是坏人。

那时候我通常会问我男朋友，“这些黑人，好象很野蛮的样子。”

他就回答说：“不用怕，你怕他们，其实他们还怕你呢！”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中国人已经因为功夫片而著名了吗？人家一看中国人就以为是有功夫的。”

我哑然失笑，他又加了一句：“更何况，也没人抢你啊，你比他们还穷，他抢你做什么。”

我哼了一声，虽然知道是事实，却也觉得有损自尊，“但他们学历都没我高。”

汤姆说：“当然，在本城只要是中国人，就最少是个master，美国人有几个读到master的？所以从比例来讲，中国人学问最高。”

因为有这样可怕的买菜经历，因此，在我们买了车以后，就经常主动问别人要不要载他们去买菜。

后来经常带这两个女生一起去。

新闻系的女生简妮在国内的时候是R大的学生，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到香港中文大学又读了两年硕士，才到美国来读博士。

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和一个教授搞婚外恋，弄得风言风语，人尽皆知，甚至连美国这边的教育届也有所耳闻。

那教授已经四十多岁了，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和她相恋后就和妻子分居。他们本都有美国绿卡。简妮到了美国后，那教授也到波土顿教书，而她的妻子则住在费城。

简妮每过一个月就必然飞到波士顿去见他，过三四天才飞回来。

她是一个任性而直率的女孩，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看法，而且个性也十分倔强。

她说，教授的妻子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大闹特闹，现在还规定教授每逢节假日必须到费城去看孩子，因为她不想孩子的生长过程中存在心理阴影。

她这样说的时候，言语间对教授妻子很是忌恨。但我们听的三个人却都沉默不语，其实大家对于她这样的一段恋情都是不赞同的，但却又无法直接说出口。

而且通过她的语言，我们都没有看出来教授有想和她结婚的意思，但谁都不敢说，因为她个性过于倔强，从来不愿听人言。

有时经过GAP的时候，她会说，她的教授男朋友只穿这个牌子的衣服，大家便相视默然。

而另一个中文系的女学生杜安芷，在国内是N大的学生。虽然她只是在读硕士，但因为她比我早一年来的原因，而且年纪又比我大许多，我也叫她师姐。

我觉得我已经老了，但其实在这里读书的中国人，却基本上都比我还要年长。有一个读硕士的男学生，儿子已经七八岁了，他还在读硕士呢。

通常在这样的场合里，就听见简妮与杜安芷在叽叽喳喳地说话，我与汤姆都是沉默惯的人。如果不是别人刻意和我们说话，我们通常是不会插嘴。

有一次我问汤姆，“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没劲啊？”

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回答说：“大概是吧！”

其他中国学生喜欢的活动我们基本都不太感兴趣，但如果人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也必然参加，只是参加的时候通常是最沉默的。

因此我总有一种错觉，其他人和我们在一起，都会有一点意兴阑珊的感觉。

有一次，我的一位教授的老公对我说：“你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

我说：“是吗？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说：“因为你很少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想了想，回答他说：“因为我觉得我的观点，别人未必会明白，说了出来，如果别人不明白，那我等于白说。就算对方明白，他也未必会同意，因此，不是遇见了趣味相投的人，我一般很少说话。”

他笑了笑，说：“你个性太强了。”

我也笑了笑，其实我只是不太愿意作无谓的事情，一般的情况下，我总是顺着别人的。但也许他说的对，我其实个性是很强的，只是外表表现得比较柔和罢了。

这么久的生活，仍然没有使我改变，我知道我这一生大概都是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