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森口老师重新回到学校上课时，我把小棉兔挎包给了她。

为了查清楚爱美死亡的真相，她肯定会找来渡边和下村，我不知道她会和渡边说些什么，但渡边会对她说些什么，我大抵能够猜到了。

从那时候对我说的话来看，渡边的想法绝对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即便森口老师单独质问他，他也肯定会让森口老师把这件事告诉警察。

或者说，他最希望的，就是森口老师去和警察说，是渡边修哉杀死了森口爱美——用他送去参加了全国青少年发明大赛的获奖发明。

但森口老师告诉了警察又能怎样呢，法律上规定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负责能力”，即便警方确定了渡边的所作所为，最后的结果大概也只是批评教育，就算会在少年管教所里关上一段时间，那很快也会放出来。

尤其是渡边平时的表现一直很优秀。之前不是也出现过吗？某个杀人案中，少年犯的家属以“我的孩子平时学习很努力，对待同学和老师也都很有礼貌”这样的理由来为少年犯进行辩护。

好奇怪，杀人和平时学习努力、待人礼貌有直接联系吗？

我之前还看到过有个连环杀人案中，犯人每杀死一个人，都要将他们装入棺材中进行掩埋，并且单独为他们举行葬礼，甚至一人担任神父、家属、吊唁者的角色。

如果按照上述那些家属的言论，那么这个犯人是否还能因为保留了死者最后的体面而减轻刑罚？

我有时候会想，法律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如果是为了保护弱小，那么比渡边更加弱小的爱美被杀害了，他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才对？

这样的问题困惑了我许久，所以在一段时间后，我又去找了森口老师。

并非是想要询问她青少年保护法存在的价值与利弊，也不是想要去探究她因为爱美的死亡而产生的心理变化。

我只是想对她说：“我帮您杀掉他吧。”

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杀掉渡边修哉。”

——/02/——

人之所以会觉得杀人困难，第一原因就是恐惧。

首先是对夺走了他人的性命产生的恐惧，其次是对自己做了错事的恐惧。

但我并不害怕，我既不害怕尸体，也不觉得自己做的是错事。

如果说渡边所做的事情都是建立在自己未满十四岁的基础上，那么同理，我也可以立足于这一基础。

犯下错误的人，如果不被惩罚，恐怕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时候人们都要赋予其复杂的意义。

诸如利益、舆论、情理之类的奇怪要素。

所以森口老师拒绝我，或许也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这种事，就算没有实际证据，但只要稍微被沾上一点点，社会舆论也足以将其压垮。

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露娜希事件”，露娜希一开始只是在家人的饭菜中放入一些慢性药物，而这些药物都是从周围的药店和网上买来的。唯有杀人那天投放进咖喱中的□□是从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拿出来，因为她借口自己的笔记落在了实验室，所以从老师那里拿到了实验室的钥匙。

在许多杀人案中，尤其是连环杀人案与程度恶劣的杀人案中，犯人往往是大家眼中的好人、优秀者、成功人士。

甚至是那种在被提及时都要带上“乖巧”“善良”甚至“乐于助人”之类的前缀的人。

所以平日里在老师眼中一直都是听话懂事的“好孩子”的“露娜希”，能轻易从老师那里拿到化学实验室的钥匙，也并非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

但这件事发生之后，那名老师不仅因为被偷走了危险药品而受到追责，甚至还有人猜测，“露娜希”是因为受到了那名老师的教唆，所以才会犯罪。

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帮森口老师杀渡边，那么森口老师或许也会担上“因为女儿被班上的学生杀害，所以唆使班上的另一名学生将犯人杀害”这样的舆论谴责。

但是，“森口老师，您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被当做教唆犯哦。”

我对她说：“因为我都已经想好了。”

计划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粗糙又直白。

青少年谈恋爱，光是性/欲就占掉了大半[1]，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乡下地区性/教育的缺失，所以才会每年都有那么多学生怀孕的新闻出现。

森口老师似乎愣了一下，像是不太明白我为何要忽然提到这个。

我当然不是毫无缘由地提起这种事，而是因为——

“只要让大家都觉得我和渡边在谈恋爱，那么完全可以以‘因为在放学之后偷偷约会时，渡边想要性/侵我，而我在反抗时不小心杀掉了他’这样的方式将他杀死。”

既然渡边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杀了爱美的事情，那么我也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杀了渡边这件事，并且和他不同的是，我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是出于正当防卫而杀人。

这样一来，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上，我都成了占据优势的一方。

当然，届时警察肯定不会只听我一人的证词，但案发时现场绝不会有除我和渡边之外的人出现，所以警察取证也只能从我们周围的同学老师和邻居入手。

这时候，流言和舆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