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的失利急坏了南京的蒋委员长，他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要死守南京。他意识到必须尽快做出决断，遂征求大家的意见；

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日军利用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军配合空中力量，沿长江、沪宁线、京杭线等水陆交通线西进，而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在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不易防守；而且国民政府军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应超过13个团。

副**谋长白崇禧认为：南京绝不可死守！应该放弃南京，理由是在淞沪会战中，国军部队伤亡数十万，部队损失惨重、疲惫至极，武器损失所剩无几，向南京集结的部队也多是由淞沪战场上撤退回来的，而且是一路败退，士气和战斗力均已不济，甚至部队建制都不全。反观日军，武器精良，携新胜之威，且是水陆空三军立体进攻，在此情况下，南京面临的不是守与不守的问题，而是无法防守的问题。

何应钦、徐永昌、顾祝同、陈诚都认为南京不可守，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建议将南京变为不设防城市。南京在历史上已经被破城数次，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夏，燕王朱棣起兵于北京，靖难四载后，终自金川门破入南京，自此大明王朝江山易主；清文宗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三月十九日，广西起事之太平天国军占南京，是为自清代明后，古都再易天下；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年）六月十六日，湘军九帅曾国荃以兵攻南京，破之，清军**三日，城内再是血流成河；

作为中华民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委员长也很清楚白崇禧等人所说非虚，单从军事角度来看，放弃南京确实是正确的、客观的。从政治上考虑放弃南京的后果，似乎委座又心有不甘。在最高长官犹豫不定期间，第三战区为应付眼前的紧急军情于11月16日制订了《淞沪抗战第三期作战计划》并迅速下达：

以打破敌之包围企图，而巩固南京为目的，京沪线方面利用既设阵地，节约兵力，除抽调一部转用于沪杭线方面拒止敌人，同时抽调一部巩固南京，待后续兵团到达后，以广德为中心，转移攻势，压迫敌人于钱塘江而歼之。要求京沪线方面，务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吴福线工事，阻止该方面之敌。不得已时，转进于锡澄、宜兴、武进等阵地，节节抗战。

由京沪线抽调除第7军外约两个师，经宜兴、长兴进出吴兴，归张发奎指挥。同时以炮兵大部转用于沪杭方面，另抽较次之三至五个师，回任首都之拱卫，并预先构筑工事。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线及临平、吴兴线，最后应以刘建绪第10集团军退守杭州附近，第7军之第170、179师退守长兴附近，待川军到达后，一起转移攻势。续到之川军第23集团军唐式遵的6个师，车运者，由南京用汽车输送至广德附近；船运者，由芜湖、宣城，再用汽车输送至宁国附近集中，置重点于广德方面，攻击沪杭方面之敌。京沪方面不堪作战之部队及可抽出之资材，应即运后方。

11月17日，南京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一直在犹豫的蒋委员长经过几天思考，终于下定死守南京的决心，在会上说：“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如果轻易放弃南京，则有碍国际观瞻。在过去的四天里，经过连日来的思考，自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南京是必须派兵守卫的。”对于委座的一锤定音，没有人敢持异议，蒋委员长对身边的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说道：“孟潇兄，你有恙在身，但南京守卫一事，事关重大，找别人我不放心。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

唐生智听到最高长官这样说，也只能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罢了。”

听到唐生智如此表态，蒋委员长还是很欣慰，遂即问道：“孟潇，你看有何把握？”

唐生智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一拖再拖，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守卫南京这么重大的决策算是匆匆忙忙定下了来了。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连这么重大的事也没有提前做好预案，可谓儿戏之极、荒唐之极、悲哀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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