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办的《独立评论》编辑部还想让我加入，我虽然不怎么想干这个，但是胡适非要拉我进去，说是在我身上有很多新鲜的思想，我也就无奈加入了进去，也不能天天和白灵腻歪在一起了。

过了两天，胡适外出到香港，临去香港之前，胡适知道回来的时候我应该走了，就提前送了我一套书《普天忠愤集》，然后去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他的博士学位。

为了能和白灵天天在一起，度过我这珍贵的几天假期，我让白灵辞去了在北大图书馆的职务，来到《独立评论》的编辑部帮帮忙，排排版，校对字数啥的。以后我走的时候，说不定白灵能顶个坑。

就当我在编辑部忙活的时候，我偶然发现此时已经是民国二十四年了，也就是1935年，离1937年7月7日已经不远了。

因此我就开始密切注视日本人的动向，“七七事变”发生于卢沟桥，其策划和发动者，就是我曾经见过的，驻扎在天津海光寺的日本中国驻屯军。这支驻屯军在中国驻扎了将近三十六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在策划“华北自治”，将华北从中国的版图分离开去，其主要的策划者就是那个土肥原贤二。

“七七事变”的时候，他们终于等到了里应外合，一口吞掉中国的这一天，日本人也为自己的耐心尝到了血腥的丰硕果实。

可是，现在在中国，仍然还有非常多的知识分子强调和日本讲和，而且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到了伪满洲国那里，丝毫没有注意到日本华北驻屯军这一柄插在中国人民心口上的尖刀。

在报社中，我的观点一般都比较尖锐，算是“左翼”，主张现在快点唤醒中国人的意识，做好战争的准备，不要临到战争的时候手忙脚乱。

而报社中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持批判日本，但是又腆着脸希望跟日本人谈判的态度，这就是些光摆弄笔杆子的“右翼”文人，因为我至少还上过战场。他们或是希望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英国等这些**，或是通过国联——这个**组织，从中日之间斡旋，使日本人在中国不敢太嚣张。

即使《田中奏章》被发现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但是中国大部分的文人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真诚的“汉奸”言论来感化日本，让日本政客收敛一下他们的爪牙。

这实在是可笑。

虽说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我也可以理解这些人的忧国忧民的行为，但是我可以很确定地说，他们完全搞错了方向，就像我可以很确定的说日本必定会发生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样。

报社中讨论实事的时候，我试图说服这些主编。

“即使是说，抗议，跟日本的政客们抗议是没有什么用的。”我看着周围的主编说道，“日本战争机器的真正源头和动力，在日本下层的少壮派军官中。”

我提出这个言论的时候，周围的这些或是留学西洋，或是留学东洋，或是东西两洋都镀过金的家伙们都觉得新奇。

“楚三先生倒是有高见啊！”一名编辑兀自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那你的意思是说，连南京**的外交方向都错了吗？”

几年后中华民国的首都转移到了重庆，日本人飞机天天在重庆的天空下蛋，蒋委员长都被炸烦了，大骂日本小子，实在不行的话，就跟他们谈判。

可是要谈判的话，找谁呢？

有人说，找三个人就行，大佐，中佐和少佐。

可以说，日军的“下克上”在侵华战争中愈演愈烈，最后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进程。

那有人又要说了，日军缘何又在战败的时候缴械投降了呢？

那是因为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

日军上级军官宣布投降的时候，一定会将天皇的名号带出来，天皇在日军下级军官中拥有绝对的威信。而在战时，日本号称“君主立宪”，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指挥官——其实战时天皇还是签署，下达了相当多的军令，包括支持七三一部队的建立。

战时一般都是军部发号军令，军部并不代表天皇，在士兵中并没有绝对的威信。

我看了那家伙一眼，没理他，接着继续说道：“诸位大概还记得日本在民国二十一年的事情吧，那次好像叫‘五一五事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举行法西斯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等地方，将孙文先生曾经的朋友犬养毅给杀了，犬养毅在日本政府中算是亲华派，一直和中国保持着相对较好的关系。

他被杀的原因还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削减军费有关，他的经济政策对抗全世界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但是得罪了军部，被日本少壮派军人杀掉了。

不光是这一个事件，还有九一八事变，血盟团事件，滨口雄幸遇刺事件，井上准之助被刺杀事件，等等。

试问，哪一个国家的军人或是激进团体能够如此大胆的干预政府的政策？

这就是好比中国古代的太监干政一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不正常了。

国家不正常，就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与之沟通，想通过外交处理中日关系，无非是隔靴搔痒，对牛弹琴，永远阻止不了日本军队的行动的。”

“九一八事变？”一个编辑扶着眼睛说道，“对于九一八事变你倒是有别的看法咯？”

“九一八事变就是一群少壮派军人搞起来的，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日本军部的授权，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是这次事件对日本人来说特别的成功，因此日本军部和政府就没有对那些少壮派军官的仍私自行动进行追究，甚至对一些‘功臣’进行了奖励。

这就已经默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军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一些赌博性质的军事活动，一旦这场赌博赚了，那么这个人就成了英雄，所有的过错都成了爱国行动。都会‘被’原谅，甚至变为奖赏。

其实‘九一八事变’还有一个细节诸位大概没有注意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日本驻**的司令官林铣十郎私自将**军调出了**，越过中朝边境支援关东军。这种越境行为在日本军部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指挥官有可能会受到军法从事，但是日本军人就是敢大胆这么干。

所以说，你们都不要对日本抱有任何的幻想了！”

“哼～”这时一个大胡子的老头看着我哼了一声，一脸干肉横着，活像一个土匪，他叫胡时泰，是北大历史系的主任，也是《独立评论》的主要编辑之一。

胡时泰说道：“妖言惑众，一派胡言！”

说着，这胡时泰拂袖而去。

这家伙最后成了北京大学的败类，在日本占领北平之后，成为了日本建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的下层官员。

再怎么说我不过才二十五六岁，在这些大家学者面前不过是个楞头青罢了。

这些家伙虽然受到过西式教育，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幼有序”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在他们的心中，无论如何，即使我说的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认同我的看法的，毕竟我也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克莱登大学”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