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早饭，刘成龙对刘步然说：“爸，等会我和阿光出去一趟。”

“去哪儿？”刘步然抬起头问。

“县城。看看王叔叔和彪哥。回来几天了，他们还不知道呢。”

“嗯。”刘步然点点头，“也该去看看他们。大家都以为你光荣了，他们一家人正为你伤心着呢。顺便跟你王叔叔商量一下，什么时候你跟爱静把婚结了。而今兵荒马乱的，结了婚我们才放心。”

“爸，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如今鬼子肆虐，国将不国，何以为家？再说我和阿光还要去找部队，万一我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不是害了爱静吗？”

刘步然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个事情我也考虑过了，但你们的部队估计一时半会打不过来，待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过段日子还是去一趟你邱旺达邱叔叔家，叫你少凡哥帮你俩找份工作。阿凡毕竟是洪都市的市长，你哥又在他手下做秘书长，这样能更好地为党国效力，也不枉蒋委员长对你们的栽培！”

王生际、邱旺达和刘步然都是三**义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拜把兄弟，一同参加武昌起义，出生入死，患难与共。

记得那是非常惨烈的汉阳保卫战，革命军谢元凯部第四团奉命在汉阳三眼桥一带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当时第四团团长正是刘步然，邱旺达是副团长，王生际是团部参谋长。战斗中王生际负了重伤，刘步然死命相救，伤愈后他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刘步然和王生际开始心灰意冷。

后来，刘步然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黄竹村隐居起来，不再过问世事。王生际凭着他为革命立下的赫赫战功，当了十几年的乡长。

刘步然生养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文，一个叫刘成龙，刘文在岭南大学毕业后做上了洪都市市长办公厅的秘书长。

王生际生有一儿一女，儿子王彪，女儿王爱静，凭着他在当地国民政府的声望，王彪做上了教育局长，王爱静也安排在县政府工作。

邱旺达的经历与他们不一样，他带领队伍突围后，追赶上了大部队。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后，邱旺达又参加了蔡锷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革命成功后，做上了国民政府民政部内政次长。邱旺达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邱少凡，是洪都市的市长，女儿邱小雅，比刘成龙小几岁，在中正大学读书。

对于王爱静，尽管刘成龙跟她很小就订下了娃娃亲，但刘成龙的确对她没有半点特殊的感情。

刘成龙与王爱静因为娃娃亲的关系，小时候伙伴们经常拿“小两口”来嘲笑、耍弄他。

他可以和村里的其他姑娘们玩耍游戏，但只要一和王爱静接触，就感到一种怪怪的别扭。他担心、害怕别人的嘲笑，而那些善意的玩笑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对王爱静产生了一种厌恶的逆反心理。因此，他从来不和王爱静呆在一起，两人连一句话也不说。

他们这种独特的关系在他童年与少年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现在长大**，那种长期积淀的隔膜也很难使两颗年轻的心灵产生相互碰撞的激情了。

倒是邱小雅，刘成龙对她却有一种异样的兄妹情。

那是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军阀混战时期。战争年代，兵荒马乱，大人的生命也朝不保夕，邱旺达随时都有裹尸沙场的可能。为了让战争不殃及一对儿女，为他们寻找一片远离战火的和平乐土，邱旺达就把邱少凡邱小雅送到了偏僻的黄竹村，寄养在刘步然家。在自己食不果腹的困境下，刘步然毅然承担起抚养战友后代的责任。

那个时候，邱小雅成了刘成龙最亲密的玩伴，他也很自觉地承担起“护花”的责任。刘成龙一直很称职，每次邱小雅被人欺负了，他总能将那些小鬼头修理得哭哭啼啼。因为她，刘成龙跟伙伴们干仗无数次，刘步然揍他无数次。一直到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邱旺达担任民政部内政次长之后，邱少凡和邱小雅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

“发什么呆啊你？”刘步然把刘成龙的烈士证明和九百块大洋抚恤金拿出来，“你还得去一趟县政府，这个东西你退还给吕县长。你既然回来了，这钱咱不能要。国难当头，国家正是急需用钱之际，咱用了这钱，与心不安！”

刘成龙点点头，“我会退还给政府的。”

“家里有一辆自行车，是你彪哥体恤我上一趟县城不容易，买给我的。你跟阿光骑自行车去。”刘步然说完，推自行车去了。

王爱静的家原来是跟刘成龙同一个村的，王生际当乡长之后，他们家就搬到了乡政府，现在王彪当上了教育局局长，他们家就搬往县城了。

刘成龙弄了点家里准备的土特产，车头上再绑上两只家里养的大公鸡，骑上自行车，载上袁振光，赶往县城王爱静家。

刘成龙和袁振光骑上自行车，朝县城王爱静家疾驰而去。

一路上哥俩比着劲头，车轮子蹬得飞快，八十多里的路程，不到一个钟就蹬到了。

在王爱静的家门口，刘成龙支好自行车，从车上解下东西，看见一个年轻姑娘正在门口摆弄几盆花。

这姑娘正是王爱静。七年不见了，原来的小姑娘已经出落得眉清目秀，丰满动人，弄得刘成龙几乎不敢相认了。

袁振光朝刘成龙摆弄了几个手势，意思是问，那个是不是你的未婚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