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的个案是二战中那一场相仿的战役。这就是前面所做多次的提到的斯大林格勒会战。

这两场战役同属于大都会居民的攻坚作战，攻击方均面对一个狭长的以江河作为交通线的坚固群的阵地群，而且均无法有效切断这一交通线，守方得以源源不断地注入后续力量，并利用攻击方暴露的侧翼转为进攻，打开僵局。诚然，日军不具备苏军的数量优势，但我军也不具备德军在组织上与训练上的优势。

首先，此种作战因地形特殊而复杂，故而大不同于一般性作战，尤其对于对攻占一方而言，可谓是步步暗藏杀机，对于多种协同作战的要求尤其高。而且需要依靠一些特种器材和战术，以克服敌军的防御障碍。

而这些恰恰是当时我军短处而非长项。反过来，从日军作战计划上看，日军虽然处于占优势一方，却始终在回避其主力投入上海市区，以免陷入巷战状态。也反证了此种作战的困难。

以日军之装备精良尚且如此，更可知十日围攻是一个远远超出当时我军作战能力之外的计划。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既然最初发起围攻的目的仅仅只是消灭日军在上海的根据地，就不能不说最初的战役计划与参谋作业都未免太过于粗疏———至少在作战层面上如此。

其次，由于守方阵地缺乏纵深地带，所以强调各据点的独立作战。主阵地往往集军火库、火力点、防空阵地于一体。攻方就算攻破了全纵深之地也还不能破坏对方的作战平衡。而只能进行正面攻坚，将其据点逐个拔掉，才能结束战斗。这就增加了作战的难度。

再次，守军以江河为交通线，单纯的陆军作战很难将之切断敌军进攻。结果战争就变成了消耗型作战，如苏德在斯大林格勒的较量，最终即由后备资源上占上风的苏军获胜。可是，上海作战中的中日双方却不是一个层级上的对手，作战呈非对称性。所以在作战层面上，类似于单项消耗战。因为在十日围攻期间，我军使用者为陆军之精华，而日军则未动用陆军师团。

既然作为弱势一方的我军就早就制定好了持久战略，按理是不应该用过多力量消耗在沿海地带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十日围攻的损失战果更加不成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数量优势作正面强攻毫无意义，只能徒增伤亡。德军顾问在一年后递交给德国陆军司令部报告中认为：

对付依赖强固防御工事需要逐屋与逐街战斗的敌人，南京最初所训练的与加入战场最好的师显然尚嫌不够。

要越过一排排的房屋及一条条的横街，战斗力即已不足，也不占优势。最初丰富战果的进展反而严重的延误，即将已占领的地区其余部分，被敌人将彻底清除。地方后备无武力（注：似乎是指保安团）最好应做广泛后撤，驻守在后方，随情做少许前进。因此，当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进行时，以后备武力应坚守据点，而不要随着攻势大幅前进。（换言之，就是采用一种蚕食战术，每占领一块阵地就要确实巩固，正规军作为突击部队不断作纵深攻击，瓦解守军抵抗能力，地方部队随后有限度跟进，保证每进攻一块阵地就能够确实占领。）

德国顾问的结论是，中方缺乏对一个军备精良、数目不算充足，但防御准备以系统化的敌人发起攻击的能力。

可是，说了有些吊诡（怪异，奇特之意。出自《庄子·齐物论》。现见于鲁迅《坟》之引用于庄子，表示逻辑上左右为难的一种困局。）正因为前述种种不利，我军事实上的攻击，才给日本军造成了战略上的奇袭，并一步步破坏了日军整体的作战平衡。诚然，这个战略上的奇袭并不在国府出师计划之列，而且日军自身的战略决策错误占了很大分量，且不管怎么说，随着战局的演变，终于证明，这个题外的收获，竟成了十日围攻留下最大的遗产。

最后，我军21日的攻击失利，与我军对装甲部队使用不当有直接关系。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我军参战者均为轻战车。根据德军日后在波兰战役经验，当轻战车面对坚固据点时，因自身火力单薄，只有靠前射击。但因为装甲薄弱，100米距离即内可被敌步兵用发射特种弹步枪击毁，所以损失很大，而战果轻微。所以必须和炮、步兵并密切协同，才能够打开僵局。

第二，两个战车连的装备不平衡。一个是战车连；一个是枪战车连，后者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装甲车。诚然，我军早在民国24年秋季大演练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第二连装备的是维克斯水陆两栖战车“应有大速度（注：最大时速为**公里）及运动半径，故成一种纯粹搜索车，不能用于攻击有准备的防御阵地，命中角欠立利。则正面于150公尺，侧面于250公尺距离，即易被钢核弹射穿。”

但遗憾的是，我军要到民国27年初建造中国的第一个德式装甲师———陆军第200师时，国军才意识到炮战车火力的强大，但因当时国军所装备者轻型战车，不仅对战防炮防御力有限，而且易于被“软目标”以近距离的攻击方式摧毁。

（机）枪虽说因仅杀伤软目标，不利于攻击阵地。但两种战车结合使用，就可以互相补短长，力量倍增。

所以开始在连级编制上禁止混编炮战车与枪战车使用。即每连下辖两个炮战排（每排三辆）和一个枪战车排（每排五辆），以达到战术上的协同作战。而在沪战时，两款战车虽被同时配属36师作战，但实际上并未达到协同作战的使用。

（本节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