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特在句容、徐州、武昌等地训练的三战炮访营编成一个防炮教导队，由冯尔俊任队长加入该团，被时人戏为“团中之团”。
要知道当时小小的一个波兰，虽然立国短暂，但却有战车334辆（大部分武器为37毫米炮）另有700辆袖珍战车和小型装甲运输车。中国仅列装16辆的维克斯六吨、波兰有50辆。相比之下，若大一个中国，竟只有这么团级装备单位，而且仅下辖一个战车营。就这样一个团，在当时已经是撒手锏了，所以直属军政部指挥。今天看来实在令人寒酸。也才明白什么叫作国难当头，物力维艰。
但不管怎么说，该是毕竟是我国第一支团级装甲单位。在当时实力也不算弱，毕竟到1939年德波战争时，德装甲师主体乃是I型（1445辆）与二型（1223辆）轻战车。三型（98辆，实际参战87辆）与四型（210辆）战车数量极少。
不仅如此，该团成立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渊源。
从1935年起德国本土开始组建师级装甲单位，这在世界装甲兵发展史上都可谓是一个里程碑。
当时世界各国陆军对装甲兵使用，无不拘泥于一战经验，过于强调战车在战术层面对步兵的支援作用，而忽略了对战车的战略突击价值的开发。在德国尤其强调进攻的军事传统，一战惨败，让他们痛定思痛，再加上古德里安等装甲战先驱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他们逐渐走在了第一轮军事革新前列。
开始尝试着将战车无线电技术、内燃机运输车、机械化炮兵等单位合成一个以坦克为核心的师级作战单位，在新式全金属飞机的密切协调下，担任一种战略性的纵深进攻任务。
有见于此，在华德顾问遂建议我国也组建类似的部队。我国疆土辽阔，如有这样一支部队，在各战区见机动使用，无疑可极大提高我军之整体战斗能力。这个建议为我**帅部采纳，只是由于国力维艰，无法一步到位的成立师级装甲单位，只好先成立这个团进行实验。
必明了于此，才明白何以該团会采取上述编制。
以1935年德式装甲师而论，每师辖一个装甲旅（两个坦克团，每团两个坦克营）一个摩托化步兵旅、一个防弹炮营、一个装甲搜索营、一个摩托化炮兵团、一个装甲通讯营、一个装甲工兵连）。相形之下，我国南京陆军装甲兵团，不仅实力与之相当悬殊，编制也大不相同，但如果将时间前移到前德国装甲部队草创时期，就会发现有意思的东西。
1930年初，德国机动兵总监部决定成立第一支营级装甲战斗群，该营下辖：第一连（装甲侦察连），第二连（坦克连）第三连（战防炮连），第四连（摩托化步兵连）。该营是中校营长及日后鼎鼎大名闪电名名将———海因兹·威廉·古德里安。又因为受制于当时国力和凡尔赛条约的限制，第二连与第三连仅装备模型武器。
与此可知，我军装甲兵团不是1935年德式装甲师的缩小版，而是1930年德式装甲营的放大版。是为了组建正规的德式装甲师而进行的先期准备工作。
不料，全民抗战竟因卢沟桥战役骤然爆发，我军军事改革计划也大受影响，但考虑当时日军的装甲化、机械化程度也很低，这一团的战斗力在当时东北亚还是很可观的。能对其构成生命威胁的恐怕只有日本的空军。
在开战之初，当我空军集中使用于某战区时，是可以在相当于一个时期打破日本夺取制空权的企图的。
所以在1937年，如能够将这个团配属精锐德械步兵单位与空军主力一起，隐蔽集中于某个战场，突然使用，必收奇效。
事实上，开展战之初，我军却有类似构想，按德国顾问的建议，这个适应于将空军与装甲兵集中使用的“某个战场”，当以华北为最佳选择。原因在于，首先适合装甲部队的使用；其次日军支那驻屯军相对孤立，部署分散，如果能予以歼灭性打击，对日后占局的影响，将大于消灭日本在上海的陆战队。
该建议被我国统帅部采纳，所以开战之初，空军与装甲部队均以华北为集结地。换句话说，在开战之初，我统帅部一度构想在平津与上海同时展开先制攻击，修筑战线后，再转入防御性持久战。
但是，很遗憾，由于宋哲元对形势的误判，和29军基层将领对**军北上的抵抗情绪，竟使我军错失了大好时机。
如前所述，关东军和**军在不请示**情况下，断然向关内部署航空兵与机械化部队，虽然加强了战略上的被动，却在作战层面上令我军难以施展。
由于上海战事的一连串的意外，我军先制攻击仅在上海这个地方发起，尚且是未完成充分准备下仓促开打，并且打上了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
因为前述种种原因，这一进攻无法克制日军的要塞式的攻阵地而未为奏效。结果就是我军在作战指导上陷入骑虎难下尴尬局面。
为了支援上海的进攻，我空军首先南下，并其在技术上的快速优势，迅速完成了新部署，并参加了沪战。装甲部队因转移迟缓，至8月19日，张治中发起第三轮总进攻时，仍无法参战。
但统帅部已经决定将装甲部队投入上海战场。
这一来，因为上海战场独特限制，该团事必被拆开使用，去完成支援步兵任务。这就违背了该团创建的初衷，就浪费了我军有限的装甲资源。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如该团的参战能够将租界日军悉数扫平，也很有价值，但不幸的是恰恰这点也无法实施现。
［本节止。欢迎您阅读第九节鏖战上海（二）战车突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