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们铜山县大队的医护人员配制是这样的。大队部（营部）里设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下面三个连，分别为7连、8连、9连，每个连设一个卫生员。当时，我被分到9连作卫生员。

另外，当时7连的卫生员是谁？他的模样我还记得，但名字我忘记了，这个人后来也牺牲了。

我记得8连卫生员叫杨德生，我也没想到后来和他见面已是25年之后的事了。

那是1967年毛**在京接见全军团级以上干部。在去北京之前，成都军区召集我们这批赴京参会人员开一个出发前的准备会。

在会议休息时，我见到杨德生和我在成都军区干疗院的同事梁胖子（梁德甫，内科主任）正在聊天。同样，也是由于当年我年纪小而后来变化大的原因，结果当时我认出了杨德生，但他没认出我来。最后俩人相认之后，照例又是一番生死感叹，唏嘘不已……。

我这位老战友杨德生离休后在成都神仙树省军区干休所休息。这两年也没有他的音讯了，估计他也走了，毕竟他的年纪比我大啊！

我记得当年我们9连的连长叫周静、指导员叫陈庚升，还有一个专职的党支部**，名字记不清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抗战时期新四军部队里的**员都秘密的，战士们谁也不知道谁是**员，只有连长、指导员和专职**才知道。

现在想来，那时连里的党支部专职**，也就相当于副连长吧。

除了这三个人之外，连部里还有文化教员、通讯员、卫生员、司号员，这也就是后来人常说的“五大员”。

我们指导员陈庚升在1944年秋天攻打灵壁县东边的虞姬墓镇鬼子据点的战斗中牺牲了。

我们连长周静后来在1947年皖北敌后作战中牺牲了，牺牲时是华野南挺支队（12旅）77团3营的营长。

除了他们俩，我们9连牺牲的战士就太多了。古人所说“十不存一”，可在我们新四军里，这个数字那可是只会多不会少啊！

现在回想起来，为了驱逐日寇，为了打败老蒋，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身边牺牲的战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如今就这么一眨眼的时间，不知不觉就是7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清清楚楚地想起他们生前的模样来，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我已经叫不出名字了，但他们当年的模样我可是记得清楚，怎么也忘不了啊！只可惜他们都没有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从三分区卫校毕业分到9连后，我就负责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常见病治疗和战伤救护。

那时上级给卫生员配发的装备就是一个布做的医疗挎包，我们都习惯叫它为“药包”。药包里面有十几种西药，还有碘酒、红汞和一些绷带。

由于我那时年纪小，还不到15岁，药包沉重，长期斜挎在肩上，所以直到现在，我的两个肩头还是一边高一边低。

平时行军，卫生员随连部行动，一个连三个排，行军时一个排在前，当中是连部五大员，后面两个排。打仗时卫生员属于二梯队。

那时我们经常和小鬼子打仗，但打的大仗很少，大多是些小仗。

为什么只能打小仗呢？主要原因是我们弹药不够，每个战士还不到10发子弹，打起来不到两分钟，子弹就打光了。在剩下的时间里只有两个选择，要嘛吹冲锋号上去拼刺刀，要嘛就干脆利落地赶快撤退。

即使这样，我们还得坚持抗战打鬼子，而且你不打小鬼子，他也要来扫荡根据地找着你打。

1943年我参加的战斗大都在铜山县境内，由于敌強我弱，基本上是以鬼子伪军主动扫荡和我们被动反扫荡为主。

那时我们的作战方式主要是游击战和伏击战，战斗规模都不大，即便是打伏击成功，战果也就是消灭几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缴获十来支枪。如果能再缴获一挺歪把子或者捷克式机枪，那就是比较大的胜仗了。

当年我们反扫荡的主要目的是掩护根据地群众的撤退转移，主要战斗任务是骚扰伏击敌人，我下连队第一年里参加的战斗多数是这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