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回忆录：〖风雨从军行〗

口述：张学仁

1944年（15岁）

1944年是我们开始向鬼子发起反攻的第一年，也是我参军以来战斗最为频繁的一年。

1944年初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作为引子，让我在2个月后加入了中国**。

1944年2月，我们大队在铜山县的一座耶稣教堂里召开党员大会。

由于当时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我也不知道连队里谁是**员。同时还因为年纪尚小，我对党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当时认为自己既然参了军，而新四军又是**的部队，那自已自然也就成了**员……。

那一天我无意中经过这个教堂门口，看见里面是我们连队的人在开会，我一边还嘟囔着：“怎么没人通知我开会。”一边就走了进去，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我还没听明白台上的人在讲什么，会就开完了。我见大家都站起来，知道是散会了，自已也站起来准备出去。

这时突然有人叫着我的名字：“张学仁，你不是党员，怎么会坐在这里？”

当时我也听得莫名其妙，不由反问：“你们都能坐在这里开会，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在这里开会？”

这时指导员走过来拉住我，告诉我说：“这是党员会议，你不是党员，所以不能参加。”

我觉得奇怪，就问指导员：“我们新四军是**的部队，我都参军2年了，怎么还不是**员……？”

记得当时我讲完话之后，连长和指导员都咧开嘴笑了。

后来没过几天，连长、指导员，还有专职**都来找我谈话，最后党支部开会认为我出身贫农，家庭及社会关系清白，本人参军后政治表现良好，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可以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

就这样，我在1944年4月加入了中国**，一排长刘金玉作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由于参军时我虚报了年龄，所以当年我的干部履历表上是1944年17岁入党，实际上应该是1944年15岁入党。

这个误会一直拖到1948年，我军进行“三查三整”运动，这时我才将自己虚报年龄参军一事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这才将我的履历表上的年龄更正了过来。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一排长刘金玉的下落。

1945年鬼子投降后，**发布命令进军东北，除调动新四军第3师出关之外，新四军所有的连队都要抽2名连排长组成一个干部团，由3师师长**统一带队进军东北。我们一排长刘金玉也被选上并抽调去了东北，从此再无音讯。

1944年3月，我们9连攻打陇海铁路北边的曹八集鬼子据点。我在这次战斗中，还负了一次轻伤，这也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负伤。

说来好笑，战斗中我侧卧趴在地上，结果让小鬼子掷弹筒的弹片在屁股上给挖了一块肉下来。好在伤口不深，后来养伤了个把月，伤好后就归队了。

这次战斗规模不大，也就打死3个鬼子，俘虏3个鬼子，再就是抓了60多个伪军。

这次曹八集战斗还闹了一个笑话，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逗的。

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战场缴获了一个收音机。大伙围着这个方盒子，都觉得这东西有些古怪，可谁也弄不懂这是个什么玩艺儿。

后来大家想起团政治部主任尚安平是个知识分子，于是就请我们团卫生队长张传道找到他。

结果尚主任来了一看就乐了，一边笑一边指着我们说：“真是一帮土包子，这是一台收音机……。”接着他转动了几下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就吚哩哇喇就叫唤开了……。

曹八集战斗结束后，我因受伤被送到徐州附近凤凰山根据地的军分区医疗所，在那里住了一个半月养伤。伤情稍好时，我还和分区警卫排的战士们一起参加了开荒生产，自已种菜和粮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可能是响应毛**在延安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和影响。

当时分区医疗所的所长叫任凤飞，党支部**叫徐亚平。那时我还不到16岁，他们都30多岁了。

淮海战役之后，我就没有了任凤飞所长的音讯，但一直都还知道徐亚平**的消息。

解放战争后期，他也随二野新9院到了大西南，后来又随二野张国华的18军进军西藏，再后来就一直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工作。70年代他调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当副政委，离休后在成都军区双凤桥干休所休息，2016年去世。

进入1944年之后，抗战形势大好。

这时小日本在太平洋战区被美国佬打得节节败退，只好从中国占领区抽调兵力。这样一来，此消彼长，我们新四军的生存环境也随之得到改善，整个新四军的战斗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长。

在这个时期，我们新四军的各个师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当时我们把这个特点叫作“各有各的名堂”。

有意思的是还有人把这些“名堂”编成了顺口溜：“1师打的仗多，2师的女同志多，3师的炮多，4师的骑兵多，5师的兵多，6师的机枪多，7师的钱多……”。

为什么这样讲呢？

“1师打的仗多”，这是因为1师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绝对主力，师长又是**，所以最能打仗。

“2师的女同志多”，是因为2师的防区为淮南，靠近南京、苏州等大城市，所以参军的女同志多。

“3师的炮多”，3师主要由山东八路军8个团组成的南下支队改编的，他们的地盘主要在洪泽湖以东的苏中地区，至于3师为什么炮多，其中的原因我一直也没搞清楚，所以不敢瞎讲。

“4师的骑兵多”，是因为我们4师的活动范围是苏北皖北大平原，地势平坦，适合骑兵作战，所以不但我们师里有骑兵团，下面每个步兵团都有骑兵连或骑兵排。

“5师的兵多”，是因为5师地处大别山和桐柏山，山里人家贫穷，当兵吃粮也是出路，所以5师的兵自然就多了。

“6师的机枪多”，6师驻地是苏南的太湖一带。据说当年苏联援助了国民政府一批军火，其中一部份是苏式转盘轻机枪。

结果不知什么原因，老蒋的**军觉得这些苏式转盘机枪用起来不顺手，后来就到了新四军手上。上级考虑到弹药配套问题，所以全让6师接收了。

“7师的钱多”，据说是因为这个7师的供应部长十分精明，而且还是新四军总兵站的站长出身，特别会作买卖，所以能挣钱。

这些顺口溜都是当年打仗空闲下来的时候，听一些干部和老兵聊天时讲的，至于讲的对不对，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记得当时他们一个个说得眉飞色舞，哈哈大笑的样子特别开心。在那个战争年月里，确实也没什么娱乐，大家凑在一起就是吹牛聊天瞎开心罢了。

到了1944年5月底，随着抗战环境的日益好转，新四军下属的所有部队都开始了整编。

当时，我们铜山县大队和睢宁县大队、宿迁县大队等3个县大队（营）合编成了新四军第3军分区独立一团。独立一团下设3个营，每个营3个连。

尽管我们由县大队升格成为了独立团，但依然还是地方部队性质，并不是真正的正规军。

那时的新四军实行两套作战体系，一套是正规野战部队，像4师下面的9旅、11旅，那就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另一套是地方部队，像我们独立一团就是军分区下面的地方部队。

这种两套作战体系的情况一直沿袭到今天。

比如现在我军西部战区下辖的集团军就是正规野战部队，而各地的省军区、军分区至县武装部，下辖的预备役部队及民兵，那就是地方部队。

直到1944年7月，上级又将我们苏北的几个独立团合编为一个旅，番号为新四军第4师第12旅，旅长饶子健，外号“饶豁子”，湖南人，也是一个老红军。从那时起，我们就从地方部队变成了正规部队。

再后来到了1946年解放战争，苏北的新四军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我们12旅在内的新四军第4师和苏北地方部队合编成了一个纵队，番号为新四军第9纵队，下面有十几个团，那时的纵队相当于军级。

当我们成立为独立一团之后，这时打的仗就比较大了，而且我们也开始由被动反扫荡变为主动出击日伪军了。通常是我们主动出击，攻克一个或几个据点，一次消灭上百个鬼子伪军。

这时我们不但主动攻击鬼子和伪军，同时也开始主动反击顽军，主要是反击那些接受国民党委任，留在敌后不打鬼子而专门搞**摩擦的顽军部队。

1944年7月，我们独立一团刚完成了整编就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独立一团与新四军4师9旅的27团一起共计5个营，其中我们独立团3个营，9旅27团2个营，前出陇海铁路以北、运河以南的山东地界，支援山东八路军115师的鲁南运河支队。

当时**指定的地域划分是山东的地盘归八路军，而苏北、皖北及江南的地盘归新四军，而我们苏北正好与鲁南接壤。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消灭盘踞在鲁南运河一带的顽军韩之龙部，这是一支国民党较强的杂牌部队。

当时的八路军运河支队，听说是他们的政委犯了左倾错误，将本可以团结成为朋友的地方士绅，也当成敌人一块打击了，弄得当地中农以上的老百姓全都站到国民党顽军那边去了。

这样一来的结果使得八路军运河支队处境十分恶劣，八路军根据地的北边是日本鬼子，南边是顽军韩之龙部。鬼子与国民党顽军有勾结，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往中间挤压八路军运河支队，将原本拥有3个县抗日根据地的运河支队，最后被挤压成一个薄薄的长条地形。

当时顽军头子韩之龙甚至公开叫嚣：“你们八路现在的根据地，老子一枪就打穿了……。”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苏北新四军决定出兵支援山东八路军运河支队。

接到命令后，我们当天夜里就全部轻装越过陇海铁路，进入了山东地界。

所谓轻装，即除了枪支弹药之外，战士们就一身单军装，我们甚至连背包都没带。上级下达的战斗口号就是“支援运河支队，消灭顽军韩之龙！”

第一仗我们就打掉了韩之龙的司令部，俘虏了韩之龙。

只可惜让韩之龙的参谋长胡里德带着3个营的顽军跑掉了，而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正是这个参谋长胡里德。

按照上级命令，韩之龙由4师27团押解回陇海路南的三分区了，我们独立一团留了下来，负责消灭胡里德及剩下的顽军。

胡里德带着3个营的顽军跑掉了，他知道这是陇海铁路南边的老新四军过来了。他也知道他的部队打不过我们，于是就同我们玩起了”敌进我退”的把戏。这下局势就陷入了“你进我就退，你退我就进”的拉锯战。

这样一来，可把我们独立一团给坑苦了。

由于是轻装挺进鲁南，整整一个多月，我们没有换洗衣服，又正逢盛夏6月天，鲁南平原上到处都是高梁棵子，密不透风，行军时热得要命，大家身上的军装是湿了干，干了又湿。尽管我们穿的是布鞋，但行走在烈日下的土路上，脚底都热得发烫。

盛夏之天，太阳如火炉。

我们行军时连肉眼都可以看见，前面的地面上被晒得冒起了一层层青烟。

部队行军走在路上，如同在过火焰山一样。我们全身被汗水湿透，休息时站在树下，用不了一会儿，全身军装就又被热气烘干。

记得在一次在追击胡里德顽军的途中，战士们在穿越高梁地和西瓜地的时候就再也忍不住了。

记得当时大家是什么都不管了，不知是谁怪叫了一声：“热死人了！”，就带头冲上去了，大伙跟着一拥而上。

这时行军纵队也乱了，大家你一脚我一掌将地里的西瓜踹烂，再把踹烂的西瓜捧起来，边跑边啃，跑回队列。

干部们看到了也没办法，就只好跟在后面掏兜付钱。可瓜地里见不到老乡怎么付钱？只好又转过身来点数，将部队吃了几个瓜写在纸条上，再把钱裏在纸条里，压在瓜地边的西瓜或石头下面……。

没办法，当时的天热得真是要热死人啊！

就这样，1944年7月的那个夏天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那怕是后来解放了，我们驻军山城重庆，尽管有人说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可我都觉得远不如当年山东运河边的那个热死人的夏天……。

在那一个月里，部队既打不上仗，成天都在追击敌人，但又没衣服换洗，天气又热，吃不好睡不好。就这样过了20多天之后，八路军运河支队才给我们送来一些猪肉和萝卜，这才让大家吃上了一顿肉。

更让人可气的是眼馋着这顿萝卜炖肉刚煮好，开饭还不到2分钟，手快的才吃了几口，手慢的连一块肉都还没吃到，紧急集合号就又吹响了。

原来派出去的侦察兵在距我们15里地的东庄，发现胡里德的顽军正躲在东庄的树林子里睡觉。

结果我们饭也没吃上，一声令下，部队就钻进了野外的高梁地里隐蔽急行军，长途奔袭，最后包围了在东庄的胡里德顽军。

可就在这一次15里地的急行军奔袭中，造成了大批战士中暑，除了抢救过来的之外，结果还是活活中暑热死了我们独立团40多名战士。

也正因如此，胡里德也没料到我们会这么快就发现了他们，更没料到我们会在这么酷热的天气里长途奔袭他们。

当我们包围了顽军部队时，不少敌人的枪支都还架在地上，一个个士兵还都躺在树下打鼾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