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过完年，等春运结束后。凌兰迅速地整装出发，前往福建浙江开展业务。公司销售部门的变化，对他们这种做基层工作的业务员来说，影响不大，有影响的则是你每月的销售额和资金回笼，那才真正是衡量你能力的一个硬指标。

列车蜿蜒地穿梭在武夷山脉中，时快时慢。沿途地风景相当地美，在茂密地森林中，在高高地山峰间穿行，犹如云中漫步，那远方的山，洁白地云是那么飘渺，又是那么真实。路基两旁不时掠过地农田，像一块块绿兰相间的格子，镶嵌在大地。美景并不能完全冲淡凌兰的疑虑。做为福建地区曲指可数的几个大客户，孙平怎么肯完全移交给凌兰？他有宁波分公司这个财务独立的子公司在手里，不要说中国内地，就是全世界的生意都好做啊？凌兰是了解孙平这个人的，他是个无利不起早的货，场面上的事，他肯定会配合公司做掉的，但据说他与南平红龙贸易的几任领导，关系均相当铁。

凌兰有二个不放心，第一是孙平会不会搞点暗箱操作？答案是肯定会有的，但假如他吃肉，连口汤也不留给凌兰，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虽然厂里无论哪任领导上台，总会反复强调不能窝里斗，不能做私活，但碰到实际情况，又会区别对待。由于公司对这类鸟事，几乎总是和稀泥，所以凌兰也只能做好脚踩西瓜皮的准备。第二个担心，那就是孙平和陈然为红龙贸易吵架一事。表面上看好像都过去了，但陈然这个人不报复下，是很难心里平衡的。而现在他又是主管，凌兰心说“不出点妖蛾子，那才怪了”。 一想到这二个事，凌兰心中相当不轻松。好不容易有个大一点的客户了，又前怕狼后怕虎的。生怕给他俩给搅黄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更喜欢开拓新单位，特别是一些刚刚起步的新单位。这就像谈恋爱一样，双方多会有感情。和初恋对像就算分手了，有事相求，总还会念点旧情。虽然面对以后会出现的情况，暂时无解，但也不会山穷水尽，只是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呗。

这趟慢车，终于像老牛拉破车般，吭哧了二十几个小时后，于凌晨二点多，停靠在南平车站。旅途地劳累，让凌兰只想尽快找个旅馆，洗洗睡一觉。当春日的太阳，透过窗帘的缝隙，**般地射进来时，凌兰努力地睁开困盹地双眼，尽管人还在睡梦中，但必须尽快清醒过来，床头手机上的时间，已显示快过八点半了。一般来说早上找人，容易找到，下午就蛮难说了。 出门坐上三轮车，去向红龙贸易所在的解放路，到这时凌兰才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城市，由于地处武夷山腹地，整座城市几乎是依山而建。东西直贯地城市显的狭长有余，宽度不足。而一条溪江不仅穿城而过，更是将整座城一分为二。北面是商住区，南面则是工业区。 如果说北面还有点现代气息，那南面则能算欠发达地区了。与沿江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相比，前者在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姿态万千。而做为一个地级市，南平沿袭了多年来的陈旧和慢节奏。这与外面的世界相差在十年以上。和众多福建的城市一样，南平市的不发达，有长期以来的政治因素，和历史原因，更有地处深一山的劣势，但也有历任领导者，不可推卸的职任。

与红龙贸易的新任总经理单卫英的见面，枯燥又无昧。双方除了公事上的应酬外，几无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对此早有准备，但实际上凌兰多少还是有很大的失望的。无论从第六感觉上来看，还是从现实的状况来看，两家的合作注定是不会顺趟的。这种不顺趟，首先来源于外部的压力。由于国际国内钢材的持续紧俏，带来了国际铁矿石价格的飚升。各类线材的价格高涨，也带来了与各客户间的矛盾。虽然仗着“宏宇”的品牌，但也不是每个客户都能做通思想工作的。回来不久，按惯例红龙贸易发来了，交接后的第一张订单，分别是打包镀锌钢丝2.3和3.2规格各三十吨的量。虽然由于价格不断高涨，但在凌兰找陈然，不断做工作的情况下，总算像开恩般地同意了。

最终的交货期是在五月初，而这时全国各钢厂的优质线材价格，像坐过山车一般，每十天半个月往上调整几百元，每次上调原材料价格，总是让业务员心惊肉跳，叫苦不跌。这意昧着很多已经签订好的合同，又将像废纸一般，被扔到厕所里去了。公司上层关于调价的红头文件，总会惹人嫌地一张又一张地，下发到各业务员之手。各业务员又总得厚着脸皮，向客户解释，合同作废的原因，和必须涨价的要求，在责骂声中，依仗“宏宇”地品牌，我行我素。

紫娟娘家所在的实验村，和实验大队其他几个大队一样。即将迎来盼望已久地拆迁。说是将在原地修建商住楼。这种谣传由来已久，但这回靠谱的很多了。中国人的马路消息，你很难说它是真是假，就像流传千年的迷信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虽然社会上，网络上，不断爆出强拆地丑闻，但这完全没有打消村民们盼折迁地热情。拆迁仿佛变成了一块唐僧肉，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于是乎广大地村民朋友们，投入到了无限地盼拆迁行列中去，为了更好地为自家谋福利，该突击装修地装修，该浇水泥地的浇水泥地，该起厢房地起厢房，总之必须最大限度地，再榨一点钱出来，至于材质么，能对付过去就行。

实在找不出法子的人，在旁边村民的启发下，不顾季节，不顾场合，种上几棵果树也好的。而这种现像，己经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如此。南方的拆迁补偿，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再加上政策监管力度还算好，所以总体来讲，还算公平。在这种形势下，凌兰和紫娟回家，将后面的厢房造了起来，同时又将屋前的场地，给浇了起来，本来还想装修下的，但一是太麻烦，再有也没钱了。所以也就这样了。

那批货在五月中旬全部发掉了。到了六月初，红龙贸易又下了一张一百二十吨的订单，其中对方指定在七月二十号前，必须将其中直径2.3和3.2的打包钢丝各三十吨，总计六十吨，以火车托运的形式，发往青松造纸厂，而余下直径2.3和3.2的打包钢丝各三十吨，也是总计六十吨，同样以火车托运地方式，在七月底前，发往南平造纸厂。考虑到从现在算到发货时，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其中的价格变动较大，所以凌兰反复斟酌后，将涨价的量，定在了涨一千二百元每吨，有了这一千二百元的提前量，凌兰心说，这下该安心了吧。与车间论证了交货时间后，凌兰将合同做给了对方。虽然对价格颇有微词，但对方总算答应了下来。签订好合同，下一步就是落实生产进度的问题。这种催计划的事，本不该由业务员去做，但在“宏宇股份”这种大型“乡镇企业”中，不规范地事多了，也不在乎这一点。

很快时间就到了发货的辰光，车间里虽说晚了几天交货，但也总算把第一批货给备好了。但在发货时，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价格。现在的价格相比一个半月前的价格，足足涨了一千五百元每吨。这么一来，那多出的三百元每吨就没法落实了。跟陈然去协商，他搬出了公司的红头文件说事，那上面的确说明了，在某某价位下是不允许发货的。 凌兰很无奈，这合同是一个半月前签订的，那时的原料价格远没现在这么高。当时的合同价，应付卖出价，不光是绰绰有余，而且利润丰厚。但现在厂里把合同当草纸，这个就有点说不通了。冒着被陈然再次报复的可能，凌兰直接找到了董真，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并把随身所带的合同，递给这位股份公司最高领导看。但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按公司的红头文件办。

这话一出，几乎是断了凌兰说理的份。而已经接到董真电话的陈然，对刚刚回到办公室的凌兰，大发雷霆。前面在南平吃了孙平的癙，这旧帐还没算，这回为了这家单位，凌兰居然敢绕过他，去找董真，这新帐也是要算的。所以陈然硬彬彬地朝凌兰，扔下这么一句话“不涨满一千五百元每吧，这批货就休想发”。说完转身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公司这块无论如何是走不通了，回过头来，他只能硬着头皮做客户的工作。这纯粹是讨骂，几句话没说满，单卫英那边就劈头盖脑地骂开了。大意无非是，凌兰无能，这种事都摆不平，公司吃的是屎，将合同当儿戏等等。凌兰此时像风箱里的老鼠一样，二头受气。虽然陪着笑脸解释了半天，但对方根本不听。渐渐失去了耐心地凌兰，虽说理解单卫英他们的恼火，但也架不住对方这么骂，所以谈到最后，他也说了句死话“我只是个业务员，我做不了主，要不你们和领导沟通下”说完将陈然的座机号码，报给了对方。

不一会儿从陈然那，传来了他不耐烦地解释声。看样子二边也没谈成。过了大约大半个小时时间，单卫英将电话打给了凌兰，电话中对方口头承诺答应，在这张合同基础上，再涨三百元每吨。对于这种一百八十度地转弯，凌兰没有乐观地认为，对方已想通了，或者做通了他客户的工作，而是有一种不安在里边。货只要一到对方手头，那讨钱的就好比是孙子。虽然这家单位，从与“宏宇股份”开始合作起，信誉一直很好，但也架不住会变的。出于这种考虑，凌兰坚持要与对方，重签一张涨价后的合同再发货。但这一想法一出口，马上招来了对方一顿骂。意思是再如这样，前面那几十万货款不给了。一听这话，凌兰不吱声了，而是拎着电话到陈然办公室，三人通过电话，确认了涨价发货之事.至此总算摆平了一件棘手的事，但凌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才是麻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