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元年（1078），朝廷下诏割西路的齐州为京东东路，把本属于东路的徐州改为京东西路。王克臣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鲜于侁为京东东路转运使，李察为京东西路转运判官，孙颀为京东西路提刑。

　　正月十八，朝廷又下诏，奖励苏轼徐州的防洪有功。看来，去年的京东路安抚使的上书为苏轼请功已经奏效。

　　徐州府里的盐监官章楶（音杰），字质夫，建州浦城（今福建南平市下辖县）人，在废弃的盐监里作了一座思堂，苏轼给作了一篇《思堂记》。

　　关于盐监官的身份之特殊，我们需要在这里作以描述。

　　在宋代，“盐监官”可是极霸气的存在，受到上至朝廷，下到商人以及黎民百姓的争相追捧，甚至为了它，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牺牲自己的性命。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的历代皇帝，都对这粒盐很重视，推崇“有盐，则国富”的理念。认为它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兴国富民的战略物资，是强国、称霸的坚实保障。

　　地方上，由护宝都负责管理盐的生产，重要产盐区，朝廷还会直接委派盐监官对盐的生产进行管理。职能划分上，由发运史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由库务监督官负责管理盐的仓储，由催监官负责管理盐的销售，由帐监官负责记录盐税收入。

　　由于苏辙的长女已嫁给了表哥文与可的季子（第四子）文务光，所以此时苏轼在给大老表写信时，就称呼为文同为“文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了。

　　苏轼在信中对表哥说，自己从前同事、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的书信中得知，表哥如今身体不适，容貌有些清削，自己非常挂念，望表哥多多注意身体。表哥长久以来道气充足，小病不能近身。只是自己这几年也是小病不断，知道是年龄增长的缘故。希望表哥慎重选择医生和医药，尽力摆置，最好艾灸一下，会好得更快！

　　文与可给苏轼还寄来了自己画的《偃竹图》，苏轼觉得真是绝世之冠。我们知道，文与可得墨竹，就是放到今天也绝对算是无价之宝。

　　在徐州的大水过去后，苏轼认为，水退城未淹，只是暂时得以保全，以后怎么办？本来向朝廷反映的想在徐州城外建造防水的石岸，但上头迟迟没有回音。

　　如今，苏轼又召集当地官民共同商议后，决定建造成本便宜一半的木堤。

　　这一方案上报朝廷后，苏轼又开始央求老朋友刘攽及其侄子刘奉世，想让他们在朝中疏通一下关系，以促成此事。

　　其时，刘奉世正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在众多馆职中，集贤校理不属于高等官职，但为正馆职，“中书五房检正公事”是辅助宰相处理公务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长。

　　最后，苏轼的提议被朝廷恩准，也许是刘氏叔侄的通融起了作用，也未可知。

　　在平日，苏轼的迎来送往还是不断的：

　　京东西路转运判官李察（字公恕）要进京述职，苏轼兄弟均作诗以送行。

　　张方平之子张恕，“美才而好学，信道而笃志”，乐全先生子名之曰恕，而其学生苏轼依据先生之意，取其字曰“厚之”，又曰“忠甫”。且释之曰：事有近而用远，言有约而义博者，渴必饮，饥必食，食必五谷，饮必水。此夫妇之愚所共知，而圣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恕也。

　　张恕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益斋，“愿君书此诗，以为益斋铭。”苏轼还为小张的书斋作诗为铭。

　　近几年，神宗皇帝曾两次到南郊祭祀，祭礼告成之时，下诏恩泽天下的万物生灵，所以苏轼的亡父苏老泉就由太子中允赠太常博士加封为尚书都官员外郎。

　　苏轼觉得这是件光宗耀祖之事，理应与弟弟苏辙赶回老家，在父亲的坟茔前敬告天子的恩命，无奈自己兄弟二人都有公事在身，不便请假去处置此类私事，所以只好派人带上圣旨两卷，选择黄道吉日，到家乡召集所有的亲戚族人，当面焚烧，以告父灵。

　　想到这些，苏轼望着西蜀的方向，不由得涕泪交加。

　　元丰元年闰正月十七，孙固同知枢密院事，苏轼写了贺启。

　　孙固，字允中，号和父，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神宗即位后，先后被擢为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枢密直学士、开封知府，迁太中大夫、枢密副使，迁观文殿学士。哲宗即位后，拜门下侍郎、复知枢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官至宰相。

　　仅仅过了七天，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火家、前宰相曾公亮病逝。

　　曾公亮这位官员军火家（很特别），其著述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引火球、蒺藜火药、毒药烟球三种火药配方。从这种火药配方中的组配比率看，已同近代的黑火药相接近，具有爆破、燃烧、烟幕等作用。

　　曾老先生的这些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制造配方，被军事家们制成了火器应用于古代战争，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