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达润州时，身边就只剩下孙洙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州守王居卿于平山堂设宴，接待了苏轼这位自己的同僚。

　　王居卿，字寿朋，登州蓬莱(今属山东)人。历知齐州，提举夔路、京东刑狱，盐铁判官等。熙宁变法之后，曾担任天章阁侍制，市易司都提举，为新党要人，在领导市易司改革市易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以治河闻名。

　　王居卿本是进士出身，在作诗上自然也不在话下，落座后不久，在酒精的刺激下，众人都热闹起来，于是名言警句迭出。只听王居卿对苏轼说道，林和靖《山园小梅》诗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是否可以用来吟咏杏花与桃李之花？已有几分醉意的苏轼接茬道，可以是可以，这种高洁之喻，就怕杏花与桃李之花不敢承当。

　　于是，满座大笑。

　　苏轼在润州写给李公择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自己有幸得到李子仪这个人，实在是上天眷顾。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庆云县）人，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就出自他的笔下。

　　苏轼对李之仪的一生影响极为深刻，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轼的熏陶、指点，同时他的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苏轼比李之仪年长九岁，但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熙宁四年，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出职杭州、密州、徐州，再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对苏轼流放外地，李之仪甚为不平，他积极联系一些旧日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早返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与想法写进一札札的信函里，远投黄州。苏轼接阅后，心情十分激动，旋即会复《答李端叔书》，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已厌倦了官场游戏，淡泊了利禄声名，真心想享受与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乐趣。

　　到了高邮，闻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邵迎已经故去一年多了，好在他的灵堂还在，苏轼就到他的灵前去祭奠。当看到邵家那破败的帷幕和陶制的油灯上，到处布满灰尘，一片萧索的景象时，苏轼不由地为他叹息与流泪。

　　那是熙宁五年腊月间，苏轼第一次抵达湖州。在湖州知州孙莘老的座上，苏轼又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遗憾的是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

　　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但在当时，邵迎在知州大人的席上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直到两年后的今天，苏轼才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给邵迎的诗集做了叙。

　　在孙觉（字莘老）的高邮老家，这次，苏轼专门登门拜访了这位在官场上刚正不阿的老朋友。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读到了高邮本地人秦观（字少游）的诗文，不禁拍案叫绝。

　　关于秦观，这里面还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苏轼起初并不认识秦观，有一次秦观得知苏轼要路过维扬（古城扬州的发祥地），就依照苏轼的口气与笔迹在一山寺的壁上题了诗，苏轼到了之后读了诗，竟然不知道是自己什么时候所写，于是大惑不解。也就是此次在孙莘老的座上，当读到孙莘老出示的秦观数百篇诗文后，突然惊奇地问道，莫非山寺中的题壁，乃是此人所为？——可见秦观与苏轼心有灵犀的程度之深。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江苏高邮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又被称为淮海居士，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苏轼与秦观两人年龄上相差十二岁，整整一轮，但关系却是非常要好的，或许是属相相同的原因，又或许仅仅只是脾性相同，反正两人是十分投机的。秦观非常仰慕苏轼的大名，以学生名义拜入苏轼门下，所以两人属于师徒关系。其实，当时苏轼已经名满天下，秦观算是无名之辈，作为学生，又或许是因为太投缘，从二人之后的来往的书信上来看，这种亲密的关系更像是胜过师徒的挚友关系。

　　从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与苏轼在徐州相识，再到元符元年（1100）秦观去世，一共二十二年，虽然二者直接接触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回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无论环境怎么变化，秦观苏轼两人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里，有过对现实和朝廷的不满，有过寄情山水的情怀和对生活的满足，二人就这样共同进步，相互陪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