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篇用于老百姓歌咏礼佛时的合乎声律的韵文，那是朱寿昌同志根据梁武帝忏悔之法中字句繁多的原文而改编的。苏轼见到这篇韵文时，在被朱寿昌孝行感动之余，极尽其才，奋笔作偈，附予其后，遂成绝响。

　　我国“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据其二，且都与苏轼有所关联。若朱寿昌是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明世，那么，另一位黄庭坚则是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以其“涤亲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苏轼的朋友圈中，个个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够载入史册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郑板桥）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为传世之无价之宝。

　　七月二十一，有个学篆几十年、精通篆法的长安人氏李元直（字通叔），在苏轼处无意中见到了苏轼收藏的文与可墨竹画作的真迹。老李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加之对苏轼的书法也是极为喜爱，就央求苏轼在文与可的墨竹图后题字留念。

　　在当时，文与可还活着，他的画作虽然不好得到，但总还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苏轼这块还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练习篆书的书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与可墨竹又配上了苏轼的题跋，假如保存到现在，那现世俗称之“升值空间”该会是多大呢？！

　　其实，在苏轼看来，自己的题跋内容也无非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并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的极为俚俗的骈文骊句。

　　苏轼略加沉思，挥笔在他老表画作后边写道，从前的文与可画墨竹，是只要见到精良的笔与纸，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在上面奋笔挥洒。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与可也绝不会太珍惜。后来见到有人专门设置笔砚，就会索然离去。有人找他求画，也不会轻易给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问他原因，与可说他以前曾经学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就会用画墨竹来发泄。不过现在自己的病好了，你们设下纸笔，让我如何发泄呀！？

　　苏轼又补充道，我看与可的病还未痊愈，怎么可能以后就不发泄了！我今后还会趁其发泄时，不经意间索取他的画作。不过，与可在作画中病发作之时，我却以其发病为机会来索画，看来我也有毛病了。

　　总而言之，苏轼此时期还是以文人的纯真行事的，其内心并无什么城府。

　　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属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辅），因一件“妇人阿云伤夫狱”的审判结果与王安石相左，闹到了神宗皇帝处，神宗自然是坚持王安石的处理意见。所以，最终蔡冠卿被补外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等到蔡冠卿将要离开饶州任后，“饶人思之，画其像于范文正祠，以配祀，并录冠卿诗一首”，当然这是后话。

　　当该年秋天蔡冠卿要离任京师时，苏轼作为朋友自然要作诗送行，把蔡冠卿比作是节操不改的天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甚至还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时代被结草报恩的晋国将军魏颗。坏就坏在苏轼诗中的某些诗句，后来的《乌台诗案》案发，这些都被当成是苏轼有据可查的所谓“铁证”。

　　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数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刘攽还说，自古以来的皇甫镈、裴延龄那些“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之流，和商鞅、张汤这样的酷吏、鹰犬，都鲜有好下场的，王安石听后大怒，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

　　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有一句“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又被抓住了把柄。

　　说苏轼是用了《史记·张仪传》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诗中又用了晋朝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还有刘禹锡两度被贬的“桃花诗案”，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