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在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著赠予苏老泉。

　　老泉兴余，专门回赠了怀琏——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给怀琏的诗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之所以在此处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业余时间还经营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起名分别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也算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到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被装订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里面充斥的均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有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几百年后苏轼也成了所有知识分子争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县的副职升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榜出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谢表中说，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笑的不过是遇到了愿意原谅我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我认为有些虚伪了，但苏轼在当时不这样定然也是不行的。

　　这一时期，苏轼曾去踏访一位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听张医师说了一件奇事。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璐经此冢，想收拾儿子的骨殖，发现儿子还活着。看见父母便爬过来。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孔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长大后不娶妻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祐六年，有苏轼当时做的记录为证。

　　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算是领教了！

　　接着，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就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无上满足。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

　　走之前，苏轼专门到父亲苏老泉寓所向父亲大人辞了行。

　　同行者有马正卿，苏轼后称其马髯，马正卿后来成了与苏轼相交20年的老朋友，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