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苏轼在对蔡襄的书法评头论足之际，朝廷官宣：

　　授予苏轼同志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四里福昌村）主薄。苏辙同志任河南府渑池县主薄。

　　主簿是古代官名，相当于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类似今天的文秘人员。

　　但兄弟俩均未赴任，在当时，这不算是违抗命令，反而显得很低调。兄弟二人去拜见了他们在京城做提刑的二伯苏涣，咨询为政之方。

　　伯父对苏轼说，要我说，做官就像你《刑赏忠厚之至论》里写的那样做就可以了。

　　苏轼说，写文章倒是容易，但是我从未学习过为官之道，不好入手啊！

　　苏涣道，你在考场上得到一个考题时，肯定是你的心里已经有了思路，才可以下笔一挥而就。为政也是一样的道理，遇到事，首先要在心里有了正确的处置方法后才做决断，这样就不会犯错了。

　　六月初九前后，苏轼大伯苏澹的长子苏位死了。

　　苏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可以说是光屁股长大的玩伴，从小在一起也会有点感情，因此，苏位的祭文就有小叔苏洵代劳了。

　　苏轼兄弟皆不赴任，仍待在京师调官。

　　爱才的礼部侍郎欧阳修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有一天他老人家伙同其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谏院杨畋分别上书举荐苏轼、苏辙兄弟应才识及茂名于体用科。

　　杨畋（1007—1062），字武叔，号乐道，杨家将之后，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人，曾祖父就是杨业的亲弟弟。

　　杨畋还一不做二不休，将苏轼此前所作文章五十篇一股脑地奏报给了圣上，以此来举荐苏轼应制科试。有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提携，苏轼兄弟的科举之路顿时就达到了保送生的级别了。

　　其时，苏老泉被委以重任修编礼书，暂寓居在雍丘（今开封杞县）。苏轼兄弟则暂居汴京丽景门河南岸的接待交阯使的京城四驿馆之一——怀远驿，发奋读书以备考。

　　就是在怀远驿，兄弟俩经常读韦应物的诗，当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中“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句时，兄弟俩不禁恻然感慨之，在今后的居官生涯中，这种“夜雨对床”的时刻还会有几回呢？

　　冥冥之中，这种对“夜雨对床”的兄弟手足之情，伴随了苏轼兄弟的一生，成为了古往今来同胞之情的典范。

　　看到苏轼兄弟的茁壮成长，眉山乡校——寿昌院的老师刘巨专门赠诗给兄弟俩以鼓励。

　　刘巨，字微子，还是那位写出“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的老秀才，诗被苏轼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后，对苏轼可谓是念念不忘。

　　这次，刘老师赠的诗想必也是字斟句酌过的：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父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

　　不知为何，在我看来，刘老师的诗文水平仍没什么提高，只是较为朴实些，用在鼓励苏轼的特定场合，基本上还算马马虎虎。

　　突然有一天，圣上有旨：

　　天子已准许苏轼应制科考试了，宣择日进殿考试，不得有误！

　　接到通知的苏轼，赶紧按当时士子的惯有做法，分别上书枢密使富弼，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曾公亮，以及应举制上两制书。这几篇书文在耕文轩主人通读起来，尽是高中生般的政论文章，其次不过就是对于几位政坛巨擘的吹捧之辞。

　　八月初八，父亲苏老泉被委任为秘书省试校书郎。

　　后得知，这是成都府路转运使赵抃在上头美言说，苏洵的品行及学识誉满乡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

　　赵抃（1008～1084），字阅道，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人。景祐元年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以至于神宗皇帝每当选择益州、杭州这两个州郡的长官时，都会对继任者说，“过去赵抃治理此郡，方法最好！”

　　意思是，伙计们下去就按赵抃的方针办，是不会有错的！

　　二十多年后，赵抃死后，朝廷命苏轼为他撰写了详尽的歌功颂德的碑文，这也算是苏轼替其父亲还上了一个人情债。苏老泉事后还上书欧阳修与赵抃，以示感谢。同时，还带着苏辙拜谒了赵抃。

　　此后，苏轼又上书刘敞，与其探讨了求才与气节的话题，对刘敞的才气与品行照例是进行了一番的赞美，此时的刘敞将要到陕西路永兴军赴任。

　　刘敞(1019年~1068年)，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庆历六年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与弟刘攽，字贡父，合称为北宋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