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就要关门，克劳森连忙伸脚抵住门框，赔笑说：“你误会，我是个德国绅士，知道保护妇孺是男人基本的品格。你看这样行不，我可以补贴你一部分房租，算补偿你搬到楼下的损失？”

女人没有坚持关门，略微低头一想。她孤身一人，靠丈夫留下的微薄遗产过日子，能得到一部分房租补贴，当然很有吸引力。最终，女人同意调换房间。

“可是别来套近乎，寡妇门前是非多，咱俩各过各的，互不相扰。”她最后扔下一句充满敌意的话，砰一声关上门。

一个外国寡妇在上海举目无亲，要想互不相扰，其实是办不到的。不久，她就上楼来求克劳森替她换一下灯泡。克劳森开朗、活泼，乐于助人，一来二往，就融化了北欧的坚冰。两人不久搬到一块，明铺明盖同居了。

这个女人名叫安娜·华伦尼斯，芬兰人，十六岁时嫁给俄罗斯富商，他俩在十月革命后双双出逃，从哈尔滨辗转流落上海，是为逃避俄国革命来到上海的难民。她丈夫1927年便离开人世，由于匆忙出逃丢下不少财产，撒手的时候几乎没剩下什么遗产。所以她必须自立，靠做裁缝谋生，还打些零工，做兼职护士。

同居之后，安娜起先并不知道克劳森具体是做什么的。而克劳森也面对一个难题，按照红军**谋部四局的规矩，潜伏人员不能自己随便找伴侣，如果需要伴侣，也是由组织上派遣，以保证潜伏绝对安全。克劳森显然违反了纪律，终日神思恍惚，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终于下定决心，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一天晚上，克劳森领着安娜在一家舞厅找到“雷曼”小组组长约翰逊（理查德的化名），向他说明一切。理查德不忍心拆散他俩，只能无奈地警告过他：“你娶那个女人倒不错，但要留神我们的秘密工作，如果你的婚姻影响我们的活动，你会被莫斯科召回的。”

安娜后来慢慢知道真相，她哭过闹过，可是无济于事，只能说服自己接受。她本质上是个老实本分的好女人，安心跟克劳森过日子。日子虽然过得不踏实，她嘴上也抱怨不断，可从来没起过出卖丈夫的念头，后来也能给克劳森做些辅助工作，譬如望风把门，采买机器零件。理查德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了解安娜为人，也对她逐渐认可，对她的抱怨只当耳旁风。

“施密特怎么还没出现？”安娜凡是总往坏处想，总是不停抱怨，“我们就像沙滩上的鱼，被困住了。不管怎样，得出去找工作。”

克劳森是捷克人，家里是个小商人，受过良好教育，对无线电非常在行，有一身好手艺。

“我琢磨开一间修无线电的铺子，应该能养活自己。”

“别尽想虚的，眼下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开无线电行。”安娜瞪一眼克劳森。

正争论间，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即便快吃不上饭，克劳森却不敢把电话停掉，这是施密特跟他联络的唯一方式。克劳森拎起听筒，按约定用德语问：“克劳森家，请问您找谁？”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浑厚而有磁性：“你认识约翰逊吗？”

克劳森震惊，那个声音出乎意料，所提到的名字正是理查德在上海所用的化名。他强按住内心狂喜，回答：“认识。”

那个磁性的声音说：“我并不是施密特，是他让我来电话的。”

“我正在忙，请您半小时后再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