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署二十四监的宦官们，对于纳税是非常抵触的，但是皇帝亲自下令，必须要遵从。

王国光对这件事是极其惊恐的，这放在封建时代，实在是太过于炸裂，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形容。

王国光满是惆怅的说道：“用人、理财之大端，王政之首务也。”

在王国光看来，国家不理财，是决计不能行的，没有理财之法，想做什么事儿，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明眼下的风力舆论，是决口不能提理财之事，因为这涉及到了先王之法。

也就是崇古的腐儒们喜欢说的法三代之上的基本政治正确。

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常常将君子和小人对举互言，君子只谈义小人才谈利；

孟子中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只需要仁义就够了，不必言利；

本议有云：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仁义为大端，而利为末端，应该抑制末端而开大端；

曾子也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而王国光则认为，用人和理财才是大端，国家政务之首要。

现在张居正提倡的新政变法，纲领就是富国强兵，这两种都违背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原理，和儒家塑造的理想国背道而驰。

富国就要言利，强兵必然征伐，这和仁义根本没什么关系。

儒家塑造的理想国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国的基本方法就是施仁义，以得天下人心，人人爱人。

比如孟子就提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尊重贤者，任使能者，朝中有才德出众的人在位，则天下就会野无遗贤，朝无幸位，天下之士人都很开心愿意在朝为官；

而市场，就是设立了税法而不征收，甚至干脆不设立税法，这样天下的商贾不苦于征求之害。都很开心，愿意把东西带到市场上来贸易。

施仁义以得天下人心，是一种遍布儒家经典的思想，是贯穿儒家发展两千多年的主线索。

比如之前万尚书不停的念叨的天下国家有九经中的柔远人。

儒家的态度是：关，讥而不征。

就是说这关隘去处，乃行旅往来密集的地方，如果怕有奸细诈冒，理所当然应该盘诘，这叫做讥；若为了抽取货物征税设立，就失了远人之心。

必定为关市之法，但讥察异言异服之人，而不征其税，则天下之行旅，皆悦吾柔远之政。

所以月港开关，就是一个扭扭捏捏的改革。

在道理上，儒家礼法，完全是说得通的，但是在践履之实中，总是一塌糊涂。所以制度设计中，万万要践履之实。

不断有人在挑战这种礼法的禁锢，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以失败告终，自古变法，善终者几人？

大明朝经历了嘉靖中后期的频繁战乱，遍布大明国朝大半江山的动荡，遴选出了一大批的有志之士在朝，但对于天下而言，他们还是一小撮和少部分。

王国光略显有些失意的说道：“难。”

“难又如何呢？”张居正却满是笑意的说道：“面对种种的困难，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种悲观，这不是大司徒所说的吗？大司徒为何要失望呢？”

“我现在一点都不失望，也不悲观，陛下，睿哲渐开，大明，蒸蒸日上。”

“你看，陛下带头交税，在大明这个集体的公之下，陛下作为皇帝，为公为天下之大利而纳税，这何尝不是一种大仁义呢？”

张居正把小皇帝的规划，从头到尾给王国光梳理了一遍，从稽税房到稽税局，从缇骑单独稽税，到税吏度支、缇骑稽查、宦官监察的多方制衡，从最开始的税票，到完整的基本征税制度的设立。

陛下这是在保税，根本就把权豪当做了敌人，这都是皇帝的大仁与大义。

“元辅教给陛下这种道理，不怕天下悠悠之口？”王国光惊诧至极的听闻了这一套组合拳的时候，呆滞的看着张居正，张居正天天都教小皇帝些什么道理？

张居正的表情可谓是一言难尽，他摇头说道：“我其实想说不是我的教的，但似乎确实是我教的。”

“且行且看，若是有必要，这儒生不做也罢。”张居正思虑了极久，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

从国家之制上而言，天子最大，从礼法而言，儒家礼法最大。

张居正此言，是对儒家先贤的背叛。

“元辅乃是勇士也。”王国光终究是不再多言，他就是个干活的，这种国家方向的东西，还是让皇帝陛下和元辅去讨论吧！

次日的清晨，朱翊钧一如既往的出现在了文华殿上，和往日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众爱卿免礼，今日从南衙来了几个物件，给诸位明公一观。”朱翊钧笑着说道：“冯伴伴，把南衙送来的祥瑞，给诸位明公一观。”

南衙来了祥瑞，是汪道昆等人，专门给小皇帝做的玩具，制作极为精良，几乎采用了造船厂所有工艺的几架模型，等比例制作，全部采用柚木打造，刷桐油防腐，挂硬帆，制作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还有各种小人，或坐或立或拉帆。

大明工匠的手艺不能说是出神入化吧，只能说是巧夺天工。

看到这些手办，朱翊钧只能说《核舟记》诚不欺我，核舟记是用核桃雕刻出一只船来，而南衙臣工为皇帝打造的玩具，那是拼装而成。

为了讨好皇帝，这是一种贿政，哄皇帝开心了，皇帝才能继续支持大明的开海事和造船事。

这是松江造船厂的无奈之举，造好了三桅大船，怎么能让皇帝看到他们的成绩，就成了一个问题，模型，或者说手办，就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夹板舰和夹板巨舰。”冯保将众多模型中的三个帆船，放在了廷议的长桌之上。

冯保指着小船说道：“泰西谓曰卡拉维尔帆船，取之橡木之意，就是橡木做的船，意思坚固无比，但是柚木做的船更在其上，长为九丈二尺，宽为两丈六尺，长宽比为35比1，四百料，相比较大明的商舶，泰西船只更显修长，我大明商舶，大多数比较宽阔，航行周转困难，不抗狂风。”

大明宽阔，而泰西船法纤长，这是使用环境造成的，而不是技术原因，在远洋船舶设计上，大明也有窄船，比如封舟。

冯保继续说道：“大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水密舱设计，水密舱的结构是这样，分为了上下两层共计七十个多个舱室，一旦有渗水，水密孔自主封闭，保证船只不会因为渗水沉没。”

“泰西的翻船为软帆，而我大明朝的船帆为硬帆，取长补短去芜存菁，松江造船厂在画策之时，就保留了尾部的三角帆辅佐船舵转向，而将其余两个桅杆改为了硬帆。”

“松江海事学堂和造船厂上奏言，软帆有自己的好处，但是硬帆有自己的好处，他们正在设计一种，软硬兼备的帆船，将软帆截成一段段的横帆。”

横帆，是一种将软帆改造为伪硬帆的法子，简而言之，就是将软帆截成一个个的风帆，和硬帆的目的相同。

硬帆可以逆风而行，而软帆却不可以。

隆庆五年，一个名叫查德·盖尔德福德的传教士，在他的笔记里写道：搭乘的帆船总喜欢在晚上进港停泊，而在无风或逆风的时候，就只得在海面上抛锚，随波起伏，它一般不太用桨，所以不能逆风航行。

而硬帆可以用八面风，改良船帆可以减少划船的船员，可以大量增加载重，这是必要的改良。

但是硬帆又不太适合远洋航行，两难如何自解？那就是将大软帆截为小软帆。

王国光摇头说道：“四百料，实在是太少了，没有更大的船吗？”

料，是造一艘船需要用多少木料，一料大约三百多斤，大抵等于两个戚继光，三个半小皇帝的重量。

比如宣德四年规定：自南京至通州，每船100料，收钞100贯，后减为60贯，被称之为料税或者梁头税，钞法不行后，弘治年间废除钞关法，自此大明行商不再设税，只有坐商收税。

这也是弗朗西斯科第一次提条件，说要吨税的缘故，就是大明的梁头税，但是月港行的是抽分法，所有到港货物一体百值抽六，可折银。

到了隆庆年间，料这个单位，便渐渐的演化为了船木料在水中浮力的承载量，用来计算船只大小，冯保展示的第一种夹板舰，包括了舰体、机械、全额人员、给养、淡水、和货物的满排吨位为234吨。

对于泰西而言，这种船已经足够大了，但是对于大明而言，这种船又太小了。

永乐年间造的宝船，最大为五千料，而主要船只为千料左右。

四百料只是小船，对于大明，尤其是朝廷而言，四百料太小了，嘉靖四十年，由郭汝霖督造的去往琉球的封舟，大约有两千料，对于朝廷而言，彰显天威的船只，四百料小船，有点不够看。

冯保点头说道：“有，五桅夹板舰。”

他将第二块红绸布拉开，这艘船是夹板舰的改良版继续介绍道：“这是一种在谋划中的船只，汪道昆也不知道这种船能不能行，他一共有五条桅杆，船长为二十丈，宽为四丈，长宽比为5比1，三根主桅的高度为三丈二尺，每一杆挂着六帆，尾部为三角帆，和艏斜杠下的斜杠三帆，共计21帆面。”

“大约为一千料的大船。”

“如果可以下水，在有信风之下，一日可以走六百里，从广州府到吕宋马尼拉只需要五天，而从吕宋到天津卫也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设计中的五桅夹板舰，进一步的扩大了长宽比的同时，增加了桅杆，改良了风帆，进一步的提高了航速和载重的同时，也满足了朝廷需要更大的船来宣扬国威的需求。

建造一代，设计一代，这就是设计中的一代。

朱翊钧看着嘉靖四十四年的封舟的各项数据，封舟就是朝廷册封琉球国王的船，和冯保说的船大差不差。

大明的封舟，长十五丈、宽二丈九尺七寸、深一丈四尺，五桅杆四硬帆，长宽比为577，一千料（567吨），也就是说松江府打算建的船，比朝廷的封舟还要大，速度还要快，而且还有炮位。

这是一种宣扬国威用的战舰。

大明礼部尚书万士和，看着面前的五桅夹板舰，面色凝重的说道：“这不就是封舟吗？如果用于战船或者商舶，是不是有些僭越啊。”

“确实僭越，所以松江造船厂郭汝霖，才要上奏请命敕造此物。”冯保也肯定了万士和的想法，五桅夹板舰，就是在封舟的基础上改出来的千料大船。

张居正也有些无奈的说道：“形而下践履之实和形而上的礼法产生了冲突。”

朱翊钧看着那个五桅夹板舰，看着张居正说道：“郭汝霖在嘉靖四十年用一年时间督造了封舟，出使琉球封琉球国王，怪不得建海事堂时，先生说要遍访群贤，果然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