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瑟立即抓住这一机会行动起来。

7月2日，代号“训练”的命令正式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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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引起了以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为首的一大批国防军高级将领的普遍惊慌。

贝克等人的反对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德国恢复义务兵制之后的第一批新兵刚刚入伍，可以动员的后备力量非常有限。

如果巴黎决定采取反制措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可以迅速动员90个师，后续还可以继续投入100个师。

此外，一旦法德军队发生交火，波兰完全有可能根据《法波互助条约》参与对德作战。

届时不但德军必须退出莱茵兰，民族工人党政权以及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再武装化的努力都有可能付之东流。

然而斯特拉瑟仍然拒绝了国防军老将们的提议，要求隆美尔继续执行“训练”方案。

历史的车轮就这样来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场景。

随着命令的下达，2万德军跨过边界线进入莱茵兰地区。

其中3个营的先遣部队渡过莱茵河向德国与比利时、法国边交界的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推进。

尽管进军的过程十分顺利，且沿途受到了莱茵兰民众的狂热欢迎，在“德意志万岁”的欢呼声中沿既定路线行军的德军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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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斯特拉瑟开了天眼的后果，不过他也提前了足足六年。

毕竟其过程中充斥了太多不可复制、不可预测的因素。

斯特拉瑟固然利用了法国寄希望于国际协同解决、不愿意再打一次欧洲大战的心理。

但这种心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压倒法国对于国境安全的重视和对压制德国崛起的渴望，却是完全不可预知的。

巴黎有无数次机会阻止莱茵兰再次武装化（《法波互助条约》签署后不久，法国政界就有呼声要求陆军就德国进驻莱茵兰做准备。法国驻德大使在与斯特拉瑟会晤后明确指出“他要报复了”），但都被他们亲手放弃了。

此外，斯特拉瑟在国防军高层激烈反对的情况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己见，也是难以在事前就做出准确判断的。

我们知道在1930年11月7日那个凌晨，柏林总理府里所有人都胆战心惊，除了斯特拉瑟本人以外。

但从第一只德国军靴踏上莱茵兰的那一刻起，历史的车轮正式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