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的大唐国库，相较于汉武帝初期的大汉国库，根本无从望其项背啊！ 过去十余年，不，过去数十年，突厥的势力远盛于华夏中土之内的任何一个政权。 与突厥相邻的隋末群雄，包括李渊，都曾向突厥称臣，那是何等屈辱！武德年间李唐将中土群雄逐一戡定，声势愈来愈强，致使突厥感到威胁。 因而从武德七年开始，突厥犯境的力道便一年强似一年，最后两年甚至必得将李药师由南方调到北方，直接与颉利对垒，方才能将突厥阻于北境之外。 李世民登基之后仍须隐忍，在渭水便桥之上，对颉利屈辱求和。 李世民、李药师都非常清楚，这多年的屈辱隐忍，所待便是厚积薄发，以期终有一天，大唐有能力直面突厥，全方位开战。 过去三年秣马厉兵，所图也都在此。 然而眼前，这最佳时机是否终于到来？当时朝中几经参议，并未能够达成共识。 毕竟这是无与伦比的大事，李药师教导稚龄学子，开宗明义也谆谆叮嘱：“相政乖亏犹可救，朝纲虽失亦能回，兵败国倾危。” 这次由代州都督张公谨条陈突厥可取，实是他君臣商榷之后，做出的投石问路之策。 两年半前苑君璋归唐，马邑却仍为突厥所据。 当年大唐击溃刘武周之后，虽曾将马邑改置为朔州，但其后此地又归突厥掌控，改回马邑旧称。 代州则是隋炀帝时期的雁门，与马邑相距不过百里，两地隔桑干河对望，自然各设军备，时有摩擦。 大唐平灭梁师都，取得夏州之后，曾经大肆欢庆，包括李药师设新居安宅之宴、让五位王孙公子“出关狩猎”等等高调作态，目的都在为使颉利松懈防备之心。 这次出兵则以张公谨上表请战为名，李药师遣人将消息传予康苏密，表示此举只是代州都督意欲掌控当地边境局势，让颉利以为大唐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意图。 在李药师接下代州道行军总管的任命，率军出发之前，他与李世民又作了一次米盘推演。 只因平灭梁师都至今，不到两年期间，局势已然大有变化。 北方戈壁大漠，中部有阴山山脉横亘东西，将之分隔为漠南、漠北，碛口是两者之间的重要通道。 突厥强盛之时，大汗居于碛口。 然则此时，漠北大部分已成为薛延陀的势力范围。 颉利北方的欲谷设、拓设、延陀设，都已退至漠北南缘，阴山北麓。 因此颉利的牙帐，只得往南移至定襄。 而在梁师都覆亡之后，颉利南方的郁射设，在河套之南的势力可说已不复存，叱吉设、步利设更没有能力南进，只得蛰居河套之北。 东方的突利则已与颉利决裂，自请归附大唐。 惟有西方的沙钵罗设，尚有能力声援颉利。 是以此战，大唐只须在西面遏制沙钵罗设的援军，在东面则监控突利，并抑止东方诸羁縻部落的干扰，便可直捣定襄牙帐，云云…… 这次的米盘推演，李世民只默听李药师阐述，除颔首赞同而外，几乎没有接口。 李药师分析大漠形势之后，接着便强调，基于后勤、马匹等等考虑，此番出征必须速战速决。 毕竟早在千百年前，《孙子》便已提出“千里馈粮……日费千金……故兵贵胜不贵久”，以及“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等原则。 他见李世民仍自颔首赞同，便又举荐东、西两翼适任的将领。 李世民听取李药师对于财务、人事等各方面的建言，始终只是颔首赞同。 告一段落之后，皇帝亲笔书写一纸手诏，交予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吾兄”：“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短短十余字，展现出多少毫无保留的信任！ 李药师接过这端手诏，感动莫名。 然他除领旨谢恩之外，也没有多言。 毕竟此时君臣之间的莫逆，岂是言语所能表述！ 这年九月，李药师率军来到代州。 随行不但有薛孤吴、和璧，还多了苏定方、薛万彻。 他与张公谨会师之后，首先便往桑干河推进。 因着大唐情报人员两年多来的分化，桑干河上游一带早已对颉利离心离德。 听说天朝大军到来，附近九位突厥俟斤，亦即部落首领，便率所属三千骑兵请降。 消息很快顺着桑干河传往东方，十余日后，原属突厥的四个东方部落，包括拔野古、仆骨、同罗、奚，均由酋长率众来归。 于是李药师顺利取得朔州，亦即马邑，及其周边地区。 战事的顺利超出李世民的预期，于是他在西方另辟战场，遣柴绍出击胜州。 胜州在夏州之北，位于河套前套地区的东北角。 这带地区原为郭子和所据，其后降于大唐。 然而武德后期，李建成认为其地绝远，居民与突厥交相往来，官吏无法禁止，因此议请废弃城廓，将百姓迁至灵州。 李渊竟然照准，于是河套一带的大片土地，包括胜州、夏州，便被突厥所据。 一年半前，大唐已将梁师都击溃，取得夏州。 此时李世民再遣柴绍出击胜州，并不只为夺回这片土地，更因为这里距离颉利的牙帐定襄，也就是今日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尚不及二百里。 从胜州渡过大河之后直驱定襄，其间一马平川，皆是适宜疾驰的草原地形。 而朔州，与定襄距离将近四百里，其间多有丘陵山地，颇不利于行军。 此时颉利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然而他的处置方式，却出乎李世民、李药师的意料。 颉利并没有将重兵调至定襄，准备决战，而遣西方的沙钵罗设进犯河西。 凉州都督李大亮只以当地驻军抵御，轻易便将之击退。 颉利反常的处置方式，让贞观君臣意识到，突厥的疲弱，超出他们最乐观的评估。 于是，大唐贞观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次庚申，李世民以颉利进犯河西为理由，正式下达全面讨伐突厥的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