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阮飞走后，晁盖宋江等众弟兄年纪既长，都免不了谋职立业，操持家务，每日里勤练武功。晁盖老成持重，继其父被推为当地保正，仍然做着木业本行生意。宋江自幼饱读诗书，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做到了郓城县押司。吴用成了教书先生，武松开了武教馆，阮氏兄弟打鱼舟运，众家弟兄各有所务，常相聚首，互多往来。

一日，大家又在晁盖家里吃酒，各家兄弟聚齐了，少不了一顿畅饮。席间武松看晁盖闷闷不乐，眉宇间多有隐忧，不由问道：“哥哥闷闷不乐，可有什么事吗？说出弟兄们听听。”

晁盖道：“我家受众乡亲抬爱，自高祖以来，几辈人均作保正。保正这等小官，一则做官差，一则处分村中邻里与族间琐事，左右调和，上下应付，热络些人与事，其实是一个闲差。我朝自来税收不重，老百姓日子向来好过，即便是真宗天禧三年，我们郓城县因洪水猛涨，积水愈多，虽然淹了许多良田，田亩更少，好在官府不仅给以赈济，还免去许多税赋，也没有耽误当年老百姓日子好过，保正也好做。但当前我们这里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我这保正也是愈加难做。

“那奸相王安石施政熙宁新法之前，普通百姓土地被大户人家收买去颇多，缺地少亩，虽然收成不多，但也并不纳多少税，却可做些其它营生过活。大户人家土地虽多，但因为本朝规矩一百亩地只缴四亩地的租子，亩税又仅一斗，土地又瞒报了不少，税收极少。太祖皇帝立国之初就普遍减免前代各种杂税，连历来征收的农器税也被彻底免了，山林、川泽、陂塘的出产，任民采摘不收税，且沟路、坟墓等具不在征收之列，老百姓日子当真好过。王安石熙宁新法一出，什么青苗法、保甲法、市易法等均劳民伤财，再有章惇、蔡京奸相一茬接一茬，执着新法更加变本加厉，弄得越发民不聊生。”

阮小二听得分明，自一旁道：“晁盖哥哥说得对。原先我朝定下的船大力者不收税的规矩也被坏了，以后怕要收税了。听人说郓州要将这大片梁山水泊收归官有，川泽出产不收税的规矩也要变了，若是官家刻意要收，定然少不了。咱家祖祖辈辈打鱼行船为生，虽不积大财，但不愁生计，总能逍遥快活，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说完兀自恨恨不已。

吴用大声骂道：“王安石逆天而作，举国怨声载道，两次任相，幸好都是灰溜溜而退，先是被司马相爷极力反对，后来因死了长子王雱，自感天怒人怨知难而退，这期间还加了一个吕惠卿胡作非为。以后再经章惇为相，与蔡卞、曾布同为新党，三个人内斗不息，与元祐旧党更是外斗不止，后来新党再有蔡京反复为相，日前如此世道都是拜这几个变戏法的奸相所赐。”吴用是个老学究，向来深恶新法，在他嘴里新法也变成戏法了。

其实大宋立国以来，“然凡百亩之田，起税止四亩，亩产多在一石至四石之间”，且“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这就使得宋初“今代之税，视什一为轻矣”，其实三十税一都不到，又兼以免除许多税种，税种少，税赋轻，百姓极是好过。至仁宗皇帝再经英宗短暂一世，更是仁义天下，士大夫亲爱待民。再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更呈盛世景象，天下太平，物产颇丰，百姓富庶，老百姓更加称颂。

但“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大宋为政之流弊于庆历之前早露端倪，呈入“衰世”之象，不免历代盛极之伤。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而致“冗员”。

为防辽与西夏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兵士虽多但不精而致“冗兵”。

“冗员”、“冗兵”更致财政开支激增，官府入不敷出，更有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再致“冗费”。外看大宋繁华盛世、百姓安居富庶，那只是见其虚有之表，而“冗员”、“冗兵”、“冗费”三冗紧密相联，终成朝廷积贫积弱之里。

此等情形有识之士早已看得清楚，所以早在王安石新法之前庆历年间，就有人提出要变法，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范仲淹。一则朝廷着令文正公行使新法，亦是当今为政所必须，绝非毫无缘由；一则由他来主持，道德文章天下闻名，其实为世人所企盼。

时范文正公正于陕主持对西夏之防，自陕至京，其间过洛阳，拜会了一位告老宰相。此旧相问及，“大家都期待着你能够将这个国家医治好，你有何良药？”范仲淹胸有成竹，将打算和盘托出，恭请指教。这位宰相沉吟半晌，问道：“定当如此？”范仲淹当即点头。那位宰相道：“那好，今日我在此设家宴款待你，明年今日，仍是如此”。范仲淹一头疑惑：“何以如此？”那旧相道：“明年定当如此”。

范仲淹到了汴京，新法频出，但兴一利却出多弊。才知当今为政之流弊皆有所出，树大根深，或拔之不净，或伤及无辜。猛药治之，触犯众怒，既得利者因利受损不满；欲得利者因不得兑而不满。众怒既犯，上亦不满，文正公因此被贬邓州，只是不知是否又去洛阳喝酒。后当王安石变法，范仲淹深知其难，“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亦反其铺陈过速、使力过猛。

庆历时已然如此，熙宁、元丰年间于王安石行新法更是如此，早已进入了“衰世”，流弊更重。处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临的压力、阻力更大，而后被反对新法的高太后用司马光为相所废止，以致两度为相，两度下野。再后来又由哲宗亲政，着令章惇、蔡卞、曾布等复行之，再至当今道君皇帝着令蔡京等再行新法。反反复复，既可见新法之艰难，更可见新法之舍不得。

却说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熙宁变法以后，政局变故百出，百姓少见其利多见其害，虽国库银两迅速充实，但百姓负担徒然加重。到了极力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几乎废尽新法，百姓稍感心安，国库却又吃紧，以致于反对新法的苏轼、范纯仁又谨慎维护新法。

到了哲宗再任章惇为相，矫正新法中不适用的，恢复其原有可行之处，天下所出增多，对外开拓大片疆土，国家又得以强盛一时。但维护新法的章惇、蔡卞、曾布三人内斗不止，虽然章惇对内调整了新法，实施大有成效，但蔡卞既为王安石之婿，为尽复荆公旧望，坚执其法，打击元祐党人不免过甚，且曾布又在哲宗与章惇间首鼠两端，加以外斗难息，难免让章惇捉襟见肘，诸事难协。

再时至当今道君皇帝赵佶，正如章惇所料，轻佻不适君天下，却又用蔡京为相，再复新法。蔡京才智有之，而德行不足，顶新法之名，行败乱之实，勾结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高俅，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对布帛开始禁榷，收归官家买卖，多少诸如布匹的小买卖不能做了。铸当十大钱，币制混乱不堪，致天下大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更大灾难，不免民怨沸腾。

阮小二想想自己生计无奈，又恨声道：“章惇、蔡京祸国殃民，胡作非为，自己坏了国家大事，还一门心思迫害忠臣，章惇要鞭尸司马相爷，蔡京又要将反对他们的人写在奸臣碑上。和王安石几个人一道，都是祸乱一时，贻害万世。蔡卞大人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