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按照宗法制，若皇帝死后没儿子，则应由顺位的弟弟（即上一任老皇帝事实上的长子）即位，称为“兄终弟及”，但……老皇帝也没其他儿子了！

那也简单，找“老老皇帝”的孙子不就结了？宗法制也是这么要求的——先保后君嗣，再依照顺位保先君嗣。明朝廷选了武宗的爷爷、宪宗朱见深在世之长孙——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朱厚熜即位。问题来了，兴献王朱祐杬算不算皇帝？

很难啊！算的话，中间隔了一个小辈儿武宗；不算的话，世宗朱厚熜（嘉靖帝）又成了“孙辈即位”，跟建文帝一样了……嘉靖帝最终通过暴力迫使大臣们屈服，自己则由于“大议礼事件”变得同文官集团疏离，最终酿成“严嵩乱政”、“庚戌之变”等恶劣后果。这也算是宗法制留的一个小尾巴带来的插曲。

万历朝，由于万历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偏爱其所生次子福王朱常洵，希望废长立幼，于是同文官集团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期间引发了“万历怠政”，皇帝为同文官们斗争，数十年不上朝，文官也几乎停止任命；同时，夺嫡之争极大地影响了皇太子朱常洛的身心健康，以至于即位成为光宗泰昌帝后一个月即病逝，成为中国史上在位最短的皇帝之一；此外，还恶劣了藩国对明朝的观感（朝王光海君便是次子，即位前由于涉及敏感的“长幼之争”，引发明廷文官系统抵制，致使朝对明不满），间接影响了萨尔浒之战结局（刘綎东路军仅获得光海君支援的1万朝军，因兵力给养不足而覆灭）和明金战争形势。

最终，明朝的覆亡同样与东林诸“君子”肆意妄为破坏宗法制、颠覆即位顺序有着最直接关系。崇祯帝殉国后，由于天启、崇祯兄弟俩是老爹泰昌帝朱常洛唯一的儿子，因此，泰昌系已事实断绝（崇祯帝的儿子们失陷在北方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由“爷爷的孙子”，即万历帝朱翊钧存世的长孙——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即位，便顺理成章。但是，在此前的夺嫡之争中站队太子（即光宗）的东林诸公不希望看到郑贵妃的后代即位，怕遭受清算，为了他们自身的私利，在北方半壁沦陷、国家危急存亡之时，诸“君子”公然破坏宗法制，拥立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明神宗之侄）为帝，欲强行将神宗系绝嗣，失败后又百般刁难新成立的南明政权，不断诋毁弘光帝的统治，最终竟联络外兵（左良玉）攻击南京朝廷，在大敌压境之时悍然发动大规模内讧！最终，两败俱伤的左良玉和南明防线江北四镇双双崩溃，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明朝的先进经验和惨烈教训，促使我深刻反思尼国权力传承问题，并影响了国家体制的构建——限制王权，降低其诱惑力，再用严格的、更加具体的祖制——宗法制限制王权传承。

限制国王那几乎“无限”的权力，带来的诸多好处毋庸置疑——杜绝暴君降临、减轻骄奢淫逸、纠正错误决策、确保大臣们和人民生命安全等，都对国家有利。害处吗……基本上全是国王自己的——不能为所欲为、“丰亨豫大”只是一方面，在一定情形下，其继承权乃至生命安全甚至会受到威胁，才是世界史上历代君王将君权设计成“神授”，给予无限权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只要能够在制度上（完善的宗法制）、观念上（“万世一系”）确保王位传承，确保国王和王室的生命健康和一定的富足，什么“天人合一”、“君君臣臣”之类加剧国王无限权力的设计我完全不需要使用——不过这事儿不急，我还没儿子，以后再说。

限制王权的集中表现，便是内阁话语权的扩大，以及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集体性——不过在我有生之年估计问题不大，我这个bug现在说话还是一言九鼎的。但对于后续即位的国王们，这条制度设计将有效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

至此，中央的统治架构基本搞定，像北极星般闪耀在夜空，而周边环绕的，则是地方治理体系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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