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历代史官们，在记述发生于圣唐821年新春的“西疆之乱”时，往往习惯将“水杉城攻防战”作为整个事件的起始点。

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圣唐皇朝和突厥帝国中的多位重要人物，尤其是镇疆系的高级将领们，当时都牵扯其间。出于对这些大佬的敬重，同时也考虑到他们对当时事态的种种影响，所以史官笔下的春秋岁月，自有一番独特的样貌。

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并非如此。

这场波及了西疆鬼漠三十六国，乃至包括帝都在内的中土世界，前后持续长达七年的“西疆之乱”，其实从圣唐818年便已经开始暗暗酝酿。

而大乱的真正爆发，则是以楼兰、疏勒两国的起兵反叛为开端的。

圣唐在经过了历史上三次对西疆鬼漠的大规模征讨之后，二十四代帝君李世伦推行大一统的治国方略，主张采取“怀柔安抚为主、重兵弹压为辅”的政策。

面对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西疆三十六国，圣唐设置使节团和官市署，并在重要地区安排驻军，逐渐兴盛了连通东西大陆的西疆商道，最终实现安定域外、繁荣经济的目标。

商路沿线的各个国家，均享自治权，圣唐朝廷只派遣象征性的兵力，用以保护商路安全，并且恪守本分，不干涉各藩国的王廷内政。

如此一来，即保证了圣唐在西疆的皇权影响力，又能与各国各族和平相处，维护皇朝西部地区的战略安宁。

不过，世间万物并非永远一成不变。

圣唐历799年，在突厥帝国大可汗山都伊默的策动下，二十个番邦属国借由宗教事端，发动了震惊西疆的叛乱。帝君李成文火速派兵平叛，之后又专门设立镇疆都护府，防止突厥再次渗透破坏。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唐朝廷、镇疆军与西疆三十六国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的发生着微妙变化。

镇疆都护府虽然依照旧例，不干涉藩国内政，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存在，西疆鬼漠的任何地方势力，都不可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作用和力量。

庞大兵力的长期驻扎，也使得帝都的意志，可以通过镇疆都护府延伸至西疆的各个阶层，产生出举足轻重的影响。

渐渐的，生活在西疆的圣唐人，其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无论是外派于此的朝廷官员，还是投资经商的富贾富豪，抑或是都护府的将校军官，他们逐步成为了这片辽阔大地上新崛起的贵族势力。

这些人掌握着至高的权利，把控着稀有的资源，同时还不断结交着西疆各族首领，有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某些藩国王廷的重大决策。

而这样的变化，也给当地一些传统的贵族势力造成了极为强烈的危机感。

不仅仅是本土贵族阶层，西疆普通百姓也真切的感觉到，在他们的头上又凭空多出来一群圣唐老爷，横行鬼漠，作威作福。

尽管在很长一段期间里，圣唐朝廷因为内部纷争，无暇顾及对西疆的管控。但是，十万镇疆大军却绝非摆设。只要有他们在，西疆本土贵族势力始终无法摆脱悬在头上的利剑，俯首听命的日子仍旧需要继续下去。

直到突厥人的出现。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突厥的先祖咸海客吉特人便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

客吉特的历史，并不比圣唐短多少。数百年前，那个时候的咸海客吉特在西疆如日中天，他们横跨大漠草原，占据着东西大陆的交汇处，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然而，强大的实力，往往也必然伴随着肆无忌惮的骄横。

客吉特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把西疆各族百姓当成“人”来看待。在他们的概念里，那些西疆乡巴佬就是一群可以恣意欺凌的两脚牲口。

嚣张至此，西疆民众的命运究竟会悲惨到何种地步，也就不难想象了。

所以，当圣唐帝君的目光投向西方，皇朝精兵猛将西出紫金关的时候，西疆百姓们眼里尽是拯救者的雄姿。

大家举着鲜花水果、捧着美酒佳肴，一边载歌载舞，一边夹道欢迎圣唐正义之师的到来。

在西疆鬼漠的热切期盼下，从东方而来的拯救者们，最终成功赶跑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客吉特人，给三十六国带来重生的希望。

可是没想到，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最初的拯救者却又摇身一变，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西疆新的统治者。

圣唐的力量开始快速填补、替换客吉特人退却时留下来的权力空间。在其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帝都为了巩固其在西疆鬼漠的势力，同时镇压那些心有不甘的当地民众，曾经不惜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扫荡征讨，直杀得尸山血海。

这种作为，似乎与之前的客吉特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至少，在很多不满圣唐的西疆贵族和拥有着客吉特人血统的族群看来，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于是，他们又开始怀念起以前的主子。

时间的力量太过强大，强大到足以把久远的仇恨洗刷的干干净净。

西疆的某些番国势力陆续开始派遣密使，在私下里频频与突厥帝国联络，谋划着借助阿史那支斤的力量，能有朝一日摆脱圣唐的控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楼兰和疏勒两国。

这两个国家很有意思。他们因为政治愿意和宗教差异而痛恨圣唐，但是他们更加痛恨的，是周围的邻居。因为西疆很多的在位的国王，并不像这两个家国主那样，强烈反对圣唐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