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崇祯二年，大明朝显得越加风雨飘零。

继张献忠之后（张献忠易名赵俊业），河南多地频现举旗起义之人，连带着湖广、陕南、晋南都冒出了义军，规模或大或小足有十几支之多，连南直隶脚下的徐、宿等地也冒出了叛军。

这种局势，颇像当年的元末。

朝廷无道，义军四起，这是要亡天下的征兆。

北京作为大明的首都、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上上下下便是连个平民百姓，茶余饭后都喜欢闲聊几句政治，非议几句国家，眼见如此形势，民间的风言可就多了起来。

什么大明朝不行了，要改朝换代了之类云云不知凡几。

如今还能稳如泰山的，大概也就剩一个朱由检了。

他是一点也不担心惧怕，反而每日春风得意。

经过孙元化的思想工作，已经退隐的徐光启总算是离开教堂，重新走进了皇宫。

“先生愿意复仕，那是朕和国家的幸事。”

在建极殿内，朱由检热情洋溢亲自迎接，一见到徐光启便是大步上前，双手牢牢紧握后者。

如此热情，便是徐光启曾经做过内阁次辅，深耕官场政治多年也颇觉吃不消，连道。

“陛下厚爱，臣，岂有不遵命服从的道理。”

“先生快请坐。”朱由检拉着徐光启，不由分说将后者请到座位上，自己陪坐一边，闲叙家常：“当年朕还为信王时，听闻先生隐退于物外，便深感遗憾，常常思觉与先生再无面唔之缘，而今朕登大宝，这心心念念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先生出山，而今，得偿所愿矣。”

徐光启直呼不敢。

朱由检热情不减，再加三分恭维：“这些年先生醉心于西方传教之学，致力于研究新鲜的技术事物，想来收货颇丰，朕虽为帝王，毕竟是岁浅才薄，学识不及先生万一，今日朕虚心请教，欲与先生抵足长谈。”

此刻徐光启也是被朱由检这接连不断的客气话说的飘然，哪里会有敝帚自珍的打算，自然是侃侃而谈。

从天文聊到地理、从数学聊到测绘、从水利聊到军工，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徐光启聊了许多，但到后面朱由检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聊天内容的本身，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

首先想到的就是徐光启口中的恩师，也就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

现在大明朝官方所用的《堪舆万国图》就是利玛窦制作的。

利玛窦在北京传教二十余年，王公贵族教徒高达二百人，徐光启以大明内阁次辅的身份入教并成为利玛窦的学生，开始接触并传播西方学术，成为中西学术走向交流的重要节点。

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内忧外患的大明朝不存在让学术进步的安全空间，此时的中国，也不存在任何非儒学学术生存的土壤。

利玛窦已经为了传教做出了牺牲，他删除了教义中有关于‘人人平等’的所有观点，搞出了一套阿谀儒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教义，但即便如此，当明亡清继之后，中西方交流的纽带还是断了。

自此之后近三百年，当全世界都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当高楼大厦开始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时候，中国这片土地上，腐朽，日益加深。

裹小脚？

都快要裹小脑了！

这到底是统治者的错误，还是学术的错误呢。

学术本身是不会有错误的，错误的是人，那这份责任应该归咎于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怯懦，还是应该归咎于中国人传承四千年根深蒂固的阶层习性？

中国，热衷于官本位制度思想，小到一個学生，大到国家首辅，每个人几乎都对做官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