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八月末，在商州停留月余的闯军终于开始重新运动了起来。

先前河南巡抚李仙风等人准备洛阳守株待兔，等待着李自成自投罗网，却不想李自成调头直入陕西，一度麻痹了河南上下官员。

明廷得知李自成的动向过后，便加紧在陕西布置剿匪事宜，对于河南则相对松动了不少，李仙风因为河南本地寇匪横行也只能暂时抽身去对付河南本地的民变。

崇祯十三年的河南，可以称得上是造反的天堂，属于是各路野心家的大舞台，若是你有梦想，那便来河南闯一闯！

崇祯十三年是个对崇祯非常痛苦的年份，这一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这一年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旱灾，为本就不富裕的明末百姓加上又一把火，这旱灾波及全国，连带着素来富饶的湖广、江南都有所饥荒。

除掉旱灾，还有接踵而至的蝗灾，仿佛王朝末年老天总是不站在朝廷这一边，蝗虫啃食完了本就为数不多的粮食，尤其以陕西、河南、山西、山东为最重。

在天灾的大背景下，朝廷不仅没有放松税收，赈济百姓，反而变本加厉的征收三饷，这等政策之下，破家之人不知几何。

中原大地，素来人口众多，一轮轮天灾之下，早已经不堪重负，百姓流亡，或堕入山林为盗匪凶徒，或亡命外省为流民，再或者加入起义军反抗暴政，当然最多的则是饿死在途中，形成数量庞大的饿殍，而饿殍又造成瘟疫横行，不可谓不惨烈。

哪怕溢美明廷，对李自成极尽贬义之能的明史，也不能不隐晦的写到“是岁，河南斗谷千金”，这一句话在史书之中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其背后多少家破人亡岂能可知？

以崇祯十四年河南武安知县窦维辂奏报为例，武安县原编户一万零三十五户，到了崇祯十四年，死绝者就有八千零二十八户，人丁原为两万零三百二十五人，到崇祯十四年，逃亡死亡者可估计的便有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人......

在如此惨烈的局面之下，明廷依然强索赋税，鱼肉百姓，在河南一地便有七个宗室藩王，设卡抽税，横行乡野，如此朝廷，怎么可能不官逼民反？

崇祯十三年，河南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少者数十人杀官劫道，多者千余甚至万余，攻城屠官，不可计数，从自耕农到佃户再到奴仆，甚至是明王朝拥护者的普通地主，都开始憎恶这贪婪的朝廷，揭竿而起者再也不止局限于难以求活的流民......

在这种大背景下，崇祯十三年八月末，李自成等人经过商议，决定不再等待，大军即刻向东，一路直扑河南，闯军决意要在河南搅个天翻地覆。

顾复光被拔除后，明军再难侦知闯军的行动，加上本身明廷并不重视李自成，毕竟李自成此刻虽然拥众近三千，但实际上战兵也就堪堪千余，显然还没有到朝廷需要重视的地步。

不过等闯军一进河南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李炎的强力推动下，“均田免赋”跟“分田质子”两大政策被推了出来，只不过，李炎对“均田免赋”做出了不一样的说明。

所谓均田，乃均田赋也，无论士民勋贵皆需纳税，再无豁免之说。

所谓免赋，免杂赋也，所有苛捐杂税，三饷全部罢征，凡地方多征税赋，自当折抵往后年税。

相比于原本时空的均田地，免赋税，李炎的政策更加务实一些，甚至为了增加政策的吸引力，李炎还在均田免赋后面加上了四个大字“永不加征”，即政府永远不进行加税。

其实加税已经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了，随着新作物的传入，人口大爆炸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在不远的将来，连人头税都要被废除，还有什么加税的可能性？满清已经证明，数亿的人口足以维持一个老大帝国的财政稳定。

李炎两边讨好的政策无疑是给水深火热的河南带来了希望，对于普通地主而言，这些政策不太坏，对于快要饿死的庶民而言，这些政策又是太好了。

所以当李自成将石青色，绣着八个飘逸大字的“均田免赋，永不加征”的战旗打出来的时候，河南沸腾了，说是赢粮影从都不为过。

河南本地起义军一斗谷跟瓦罐子很快就跟李自成搭上了线，双方在抗击朝廷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很快便开始联合作战，算上进入河南后云集来投奔的河南民众，李自成的军队数目很快膨胀到一万多人。

当然，一万多流民未见得就有多少战斗力，可这其中可不止是流民，连带着部分活不下去的边军也来投奔了，李自成除掉一万多流民军，还让手上的战兵足足翻了一倍，达到两千人的数目，而一斗谷跟瓦罐子带来的军队中也有不下千人的战兵。

李自成的实力已经恢复得跟起先溃败之前没什么差别了，而这个时候，朝廷依然跟个瞎子一样浑然没有察觉，甚至有可能连李自成是否进入了河南都是不清楚的。

毕竟按照杨嗣昌上书所言，李自成是陕西人，军中也多陕西人，若当真北上更有可能袭击陕西而不是河南，所以建议朝廷重点防守陕西一带，对洛阳方向应着重消灭当地的农民军，万万不可使李自成跟河南本土农民军合流，否则河南之地必然糜烂......

不得不说杨嗣昌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一语道破了一旦李自成跟河南农民军合流后的后果，但可惜他没有判断对李自成的进军方向，白白错失了阻击李自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