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吓了一跳，几乎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组长有些不由分说，几乎是半拉半拽地帮我从驾驶座里出来，我还来不及多想什么，在外面站直了身子，整整衣领，再拉拉衣角，然后跟在组长后面，组长突然又想起了什么有点急促地轻声喝问道：

“你的枪呢？”

我也突然醒悟过来，往身上一摸，摸到了，顿时就有点慌，这里可是比什么白虎节堂更警卫森严的地方啊。好在组长想到了，不然要是跟着他再走几步，那就啥也说不清楚了。

组长右手一伸道：

“把它给我！快点！”

我连忙把枪和弹夹都掏了出来，放在组长手上，组长还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

“还有吗？”

我赶紧摇了摇头。

组长回到车里，把枪交待给柳子元要他暂时保管。

我轻轻地松了口气，我感觉在黑暗中给我一种芒刺在背的压力突然地消失了。

好吧，这么一打岔，此刻我因为要去见那位长官而产生的局促和不安也神奇地随之消散了。

组长在路上细心地叮嘱了我两句注意事项后，就专心地赶路了，我目不斜视地紧跟在组长身后，绕过院子中间的老松树往前走，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再往前，就到了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守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轻轻地拉开门，然后我就跟着组长进去了。

这间办公室的房间很大，大约有30多平方米，在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的是一排老式的书架。办公室里的沙发也是老式的，五十年代流行过的那种。写字台上摆放着红色的电话机还有一些小摆设。书架上摆放着密密麻麻的书籍，整个房间非常地整洁和有条理。

长官坐在靠西边的那张沙发上，正借着一盏落地灯的灯光在那看信。装着五号机的文件袋就摆在他身旁的茶几上，上面还散放着两页信纸，从折叠的痕迹来看，应该就是那封呈他亲启的那封信中信。

我们进去的时候，长官正看得聚精会神，只是摆摆手，示意我们自己先找地方坐下，等他看完东西后再说话。

看了没多久，长官放下信纸，轻轻地搁在茶几上，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们。

长官会见我们的时间不长，主要就是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关心了下我的基本情况，问候了我爷爷的近况，然后就是我对“蝴蝶”这个小鬼（长官语）来信的看法，特别是我第一次收到“蝴蝶”来信的经过和当时的心理活动情况。

长官对我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的机灵和能干进行了表扬，夸我是名“福将”，连着两封信都直接撞到了我的手上，并对我们组的下一步工作做了指示。

长官说：要排除干扰，高度重视寻找“蝴蝶”的工作，“蝴蝶”的性格不稳定性导致他的处境随时可能处在危险之中，要尽快找到他，把他保护起来，让他的知识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长官强调：知道答案而不知道推导过程只是伪命题，并不是我们自己掌握的知识，“蝴蝶”的信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未来的一个窗口，但国家的建设成就不是靠说出来的，是靠大家实干出来的，国家的未来固然看起来很美好，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要拿出方案，建立可行并可靠的机制，通过科学地分析和研判，将之转化为生产力和实际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小组要发挥重要作用。

长官最后说：“蝴蝶”是一名坚定的爱国者，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当然，国家也不会辜负每一个为之为之奉献的人，找到他，不是让他当小白鼠做切片研究（说到这里长官哈哈大笑），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国家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正当的合理要求。

等我跟着组长和柳子元回到驻地，我还觉得自己的经历像是做了一场梦一般地不那么真实。

但五号机已经来临的消息在一个非常高端机密的小圈子里流传开来，并开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在组长对大家的分工还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各忙各事，但大家看我的眼光已经变得有些微妙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有人在关注着我。

该来的总是会来，总有人会坐不住。

在我上楼梯的时候，有人喊住了我。

“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