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蒂奥雷克对遭遇战做了补充，“两军遭遇之际，只有刺刀与鲜血才能铸就胜利。”

鲁道夫嗤之以鼻，很想反驳，却又怕驳了这位将军的面子。看来，在这个年代，相信冲锋与刺刀的，不止是法国的那些高傲将军。

皇储斐迪南开口了：“战争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无数次的演戏已经证明，现代战争的火力是难以置信的。”

鲁道夫补充道：“两次巴尔干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保加利亚不骁勇善战，却败给了联合的打压。”

波蒂奥雷克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督，总参谋长康拉德的最大对手。他制订了于1914年6月26、27日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演习，并邀请费迪南大公前来观摩。结果28日萨拉热窝的安保工作出了大偏差，当时波蒂奥雷克就震惊的看着在桥车后排座位上受了致命伤的大公夫妇。可惜的是普林西普没有下手把总督先生给毙了，并且在日后的三次入侵塞尔维亚的作战中，这位巴尔干总司令的无能被彻彻底底暴露了出来，从8月中旬至1914年末，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会战中总计损失了27万人，而塞军不过伤亡16万。最终波蒂奥雷克被皇帝撤职、踢出军队，之后在克拉福根活到1933年。

总督的热情好像被浇了一桶冰水，喃喃着：“过去在柯尼希格雷茨举行的军事演习上，帝国的参谋当着在场的外国武官的面宣称，帝国军队的目标就是要“避免柯尼希格雷茨悲剧的重演”，但是帝国参谋部很快就从推崇火力退回了传统的刺刀重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帝国负担不起火力的费用。”

都是没钱惹的祸，鲁道夫暗自恼火。综合国力上，当战争进入一战时代，大规模的总体动员已经取代了平日里的常备军成为决定力量，奥匈帝国拥有数千万的庞大人口，就使得它起码看上去军力并不差。奥匈的军事工业也相当发达，事实上在普奥战败后，奥地利也开始了工业革命，铁路建设和工业发展都进入了高速期，到一战前，从主要的经济数据看，如钢产量、煤产量、铁路里程等，虽有些地方比俄国有差距，但却远远的甩开了意大利。奥匈在捷克地区的军事工业、南部沿海地区的造船工业使奥地利拥有了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军工体系，奥匈海军也自主建设了无畏舰，使它能够与意大利和俄国海军相抗衡。奥匈还在德国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军官团和参谋体系，改造了军队，起码到了1914年前，奥匈对于周围的国家仍是具有相当威慑力的。

仔细想想，如若在西线的堑壕战里，两军激烈的火力对撞下，火炮的差距确实足以致命，但在东线的运动战中，火炮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甚至还不如情报与时机。

情报？时机？侦查！飞机！

鲁道夫灵光乍现，相比较臃肿，庞大的火炮体系，建立一支航空兵或许才是一个新的选择。

鲁道夫适时地抛砖引玉，“或许我们不因去执着追去如何在火炮方面战胜敌人，更多地应该去考虑抵消这一劣势，节约资金，用于关键的地方。”

这番话效果不错，众人的注意皆被吸引，陷入了沉思。鲁道夫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只负责起个开头，在座的头头脑脑如果无人去联想，奥匈帝国也就不枉输掉这场战争。

弗朗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帝国军队参谋长。他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起这个观念他更是一位大日耳曼主义者。他极度反对匈牙利人拥有在奥匈帝国内部的特权，并且及其渴望拿下巴尔干，并摧毁在他看来这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塞尔维亚。

作为皇储斐迪南的亲信，康拉德在军队之中表现得思想先进，充满活力，因而得到了奥匈帝国未来的皇帝——费迪南大公的赏识。进而康拉德越过了46位比他级别更高的军官，成为了奥匈帝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但他指挥能力似乎在后来的战争可见一斑，我们会感觉到康拉德在进行的是地图作业，而非指挥军队，难以应对战争中各种的突发局面。

总而言之，康拉德是一位奇才参谋，却绝对不会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应对火炮，我们需要突袭，找到敌人薄弱点，重点突破，全面进攻只会造成无谓的伤亡。”

“我想，我们的猎兵和骑兵可以胜任侦查的工作。”博罗耶维奇说道。

康拉德摇摇头，“可他们毕竟不能到达后方。”

眼看这场争论似乎有往突袭战术的发展，鲁道夫赶忙制止了谈话。

“飞机，现在的航空技术已经可以支持侦查任务，拍摄技术的发展也为情报的真实性提供了保障。”

皇储产生了兴趣，问道：“为什么不是飞艇？”

鲁道夫哑然一笑，“飞艇的昂贵更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更何况，飞艇的生存能力和局限性在战场中是个大问题。”

康拉德支持了鲁道夫的观点，“在作战中，我们需要随时的，最新的情报，未来的战争离不开进攻。”

不愧是战争分子，预防性战争的叫嚣者。

皇储算是赞同了他的观点，但对此性质不高，应该是军队的困境加深了他对匈牙利人的忧虑。

只见皇储向参谋长发令道：“立即集中航空方面的人才，培养相关人员，组建我们的航空兵。”

不等康拉德回复，他又加上了一句，“这只军队归属于内来塔尼亚的皇家和王家地方防卫军，资金由奥地利政府出，也不需由帝国政府和议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