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唐军构成，其实比较复杂，当初号称十万大军当中，以部分十六卫军卒和所属府兵，充当中军的骨干和框架；然后再调集延边州县的团结、守捉兵，城傍藩落的健儿，组成军队的主体。　　因此如此复杂的成分和资序，对于将领的协调指挥能力是一种考验；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上限和下限的差距也十分的明显；往往越是少而精的部队，打出的交换比越高，越是庞大驳杂的战果有限。　　而后世那场让军迷耿耿于怀的但罗斯之战，对于大唐来只是边境冲突的缘故；就是在高仙芝的麾下，参杂了大量的西域仆从军，和附庸的突骑师等城邦藩落；因此用几年时间就重新补足了损失。　　唯一比较重大的损失，反而是随军被俘的数百名工匠，因为高仙芝是奔着长期占据和经营但罗斯的主意，结果全部便宜了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让其获得知识升级换代的关键前置条件——造纸术。　　而在高原恶劣地理环境下，兴师远来的唐军将士，那怕掉队、走散了也就没有活路的。更别之前雪盲和腹泻，光是感冒处理不当，就变成肺水肿的潜在隐患，就足以成为撤退中唐军的无形杀手。　　所以，最后薛仁贵并没有被追责到底，而只是被革职除名为白身，甚至来年就任鸡陵道行军总管。或者导致兵败更大的责任，更多在做出出兵吐谷浑的决策，却没经过充分调查和准备的朝堂上；　　再次话回来，这份横空出世《举猛士诏》，初次颁布就效果很好；下闻讯的青年才俊纷纷应征。作为进取精神尚未消湍初唐，从中还得以涌现出不少后世名将良才的种子；比如娄师德……　　娄师德乃是郑州原武人，二十岁时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江都县尉，45岁累迁监察御史。闻讯后，他头戴代表武官的红抹额应征，让高宗大喜，任命其为朝散大夫随军远征。　　未来更以军功出将入相，与狄仁杰并为武周朝的一代能臣。这要是放在后世，号称与士大夫共下，唯有东华门外唱名才是好男儿，对外战争胜率最高的大汴朝，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耻辱和自堕。　　而《举猛士诏》的出世，也带来了募兵制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以此为开端在日后历次战争中，选拔下健儿从军的惯例；最终变成了一种稳定的制度，也就是在武周朝开创并沿袭到近代的武举。　　当然了，这一次就没有武周朝什么事了；因为太子李弘在前几，就以东宫的名义上表东都，送去了一份内容相当详尽和丰富的《经略备边吐蕃诸事疏》；并且还附上已绘制好的简易山川地形图。　　然后，不出意外的得到了二圣嘉奖和赞许；因此，不但准许了太子李弘，以部分东宫卫队参与从征，并举荐一批将校的名录；还在这次的《举猛士诏》中，特许在洛阳、长安两地，别设演武场地。　　而负责主持长安演武和选拔俊才勇士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身为监国的太子李弘名下；虽然具体负责实际操作的，乃是监朝宰相和东都来使，但只要有了这个名义，那东宫可以做的事情就太多了。　　因此，这一次干脆籍着《举猛士诏》所带来的热潮和舆情，太子李弘顺势上书提议朝廷延续演武之例，择选军中富有勇略的良才、健儿，充实开边所需，并且拿出了一整套后世的选拔、考成之法。　　就像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一般，又在这阵风潮当中，重重填了一大把的燃料。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东宫所在嘉福门外，聚集请求觐见和投书申志的士子、健儿，几乎是门庭若盛络绎不绝。　　为此，太子詹事府专程在嘉德门外，沿着城墙临时撘起了一片临时的棚子；为这些有志之士提供茶汤和蒸饼，以免风吹日晒雨淋之虞。然后，又根据江畋提供的建议，在门内分设上好几个接待处。　　虽然，其中只有很少部分人能够得到，太子李弘的拨冗接见或是专门的回复；但汇集在门外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被设立在嘉福门内的接待处，给记录下名籍出身；然后，抄录到郑娘子的内书院处。　　以为方便江畋慢慢从中沙海淘金，过滤出一些将来可能得以大用的人才，或是在历史事件中露脸过的关键人物；另册记下他们的名字，就算不能直接录用或是保荐，也会专程派人书写一封回复信。